1982年我在哈佛作過洛伊伯（Loeb）演講之後，決定嘗試寫一本關於空間和時間的通俗讀物。從像史蒂芬·溫伯格《最初三分鐘》那麼好的，到那些甚至我都不想點名的差勁的，關於早期宇宙和黑洞的書已經出版了可觀的數量。然而，我覺得它們之中的任何一本都未真正提到那些導致我研究宇宙學和量子理論的動機的問題：宇宙從何而來？它為什麼，井怎麼樣開始的？它會有末日嗎？如果有的話，會發生什麼？這些是我們大家都感興趣的問題。但是現代科學變得如此之技術化，以至於僅有極少數的專家能掌握解釋這些問題所用到的數學。不過關於宇宙的起源和命運的基本概念則可以離開數學，以一種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也能理解的形式來加以陳述。這就是我在這本書裡試圖要做的，是否成功則要由讀者判斷了。

有人告訴我，我放在書中的每一個方程都會使本書的銷售量減半，為此我決定一個方程也不用。然而，在最後我確實用了一個方程，即愛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我希望這個方程不會嚇跑一半我的潛在讀者。

除了夠倒黴地得了盧伽雷即運動神經細胞的病外，我幾乎在其他每個方面都是幸運兒。我從我的妻子筒、我的孩子羅伯特、露西和梯米那兒得到的幫助和支援，使我能有一個相當正常的生活和成功的事業。我選擇了理論物理是又一大幸，因為它是整個用腦進行的。所以我的癱瘓並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障礙。我的科學同事無一例外地都是非常樂於助人的。

在我生涯的第一個“經典”相期間，我主要的合作者及助手有羅傑·彭羅斯、羅伯特·格羅許、布蘭登·卡特和喬治·埃里斯。我對他們給予我的幫助以及我們一起做的工作深表感謝。這一相被概括為我和埃里斯合寫於1973年的《空間時間的大尺度結構》一書中。我並不主張本書的讀者去啃那本書來獲得進一步的瞭解：它是高度技術性的，很難讀通。我希望從寫了那本書之後我懂得了用何種寫法才能容易被理解。

在我的工作的第二個“量子”相期間，從1974年起我主要的合作者是蓋瑞·吉朋斯、當·佩奇和詹姆·哈特爾。我欠了他們和我的學生們很多情。他們不僅在身體上，而且在理論上都給了我極大的幫助。保持和我的學生相處在一起是一個巨大的激勵，同時我希望這能幫助我免於因循守舊。

就這本書而言，我從我的一個學生布裡安·維特那兒得到許多幫助。1985年我在完成了第一稿後得了肺炎。我不得不接受穿氣管的手術。這個手術使我喪失了說話的能力，從而使我幾乎無法和人交談。我想可能完成不了這本書了。然而，布里安不僅幫助我修改，還使我學會使用一個叫做“生活中心”的通訊程式。這是由加利福尼亞太陽谷峨而茲·帕拉斯公司的瓦特·沃爾託茲捐贈的，我可以用它寫書和寫論文，並用語言合成器對人講話。這合成器也是由加利福尼亞太陽谷的語言及其他公司捐贈的。語言合成器和一個小型的個人計算機由大衛·梅森裝在我的輪椅上。這個系統使我有了巨大的變化：實際上我現在能夠通訊得比我失聲之前還要好。

我從大量看過最初稿的人那兒得到如何改進此書的建議，特別是我的拜泰姆書社的編輯彼得·古查底送給我厚厚的一迭關於他覺得我還沒有適當說清楚的地方的評語和疑問。我必須承認。當我收到他長長的要修改的地方的清單時相當惱火。可是，他是完全對的。我相信在他的酷使下，最終使這本書變得更好。

我非常感謝我的助手柯林·威廉斯、大衛·託瑪斯和雷蒙·拉夫勒蒙；我的秘書朱迪·費拉、安·若爾夫、謝銳爾·比林頓和舒·馬賽以及我的hushi班。若沒有龔維爾和凱爾斯學院、科學工程研究協會、賴佛荷爾姆、馬克阿瑟、納菲爾德及若爾夫·斯密斯基金會所提供的我的研究和醫藥費用，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對此謹表謝意。

——史蒂芬·霍金　導言

我們在幾乎對世界毫無瞭解的情形下進行日常生活。我們對於使生命得以實現的陽光的產生機制，對於將我們束縛在地球上，否則我們就會以渦旋的軌道被拋到太空去的重力，對於我們由之構成並依賴其穩定性的原子思考得很少。除了小孩（他們知道太少，會不知輕重地問重要的問題），我們中很少人會用大量時間驚訝自然界為何這個樣子；宇宙從何而來或它是否總在這兒；時間會不會有朝一日倒流，並因此導致果先於因；或者人類認識是否有一最終的許可權。甚至我曾遇到一些小孩，他們想要知道黑洞是什麼樣的？物質的最小的部份是什麼？為何我們記住過去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