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寫字划算，不料一寫寫多了，超重退回，要罰加郵資，比航箋還多4元，嘆曰：“以後不便寫矣。”蘇雪林認為寫信是人生快事，每每下筆千言，一寫數頁，倘超重被郵局罰增補郵資也罷，但往往會耽誤時間。為不超重，又多寫字，初選用薄紙，除正反都寫外，她專備一小秤，不致超重誤事，寫多了再拿去一頁則是。有趣的是50年代初，她由法國赴臺，船泊西貢一天，“餘因聽說由西貢寫信到巴黎航空亦僅需十五方，意欲佔點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寫信。計寫信五封……下午寫完去寄，問之管信件之船員，則由巴黎寫航信到西貢固為十五方，而由西貢寫航信到巴黎則需五十五方。”（）遺憾日記中沒寫下文，不知蘇雪林寄了沒有。為節省郵資，她常請海外回臺的朋友帶信。“因明日公宴陳通伯（陳西瀅）先生，餘將利用渠飛歐機會託其攜帶信件，故今日將學生作文束之高閣，大寫其信……共十三封，直寫到晚上十一時始睡。”（）60年代，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書，該校來信一律存圖書館，距住地較遠，她為了不耽誤讀朋友們的信，每日奔跑取信，直喊划不來，但又樂此不疲。她對友人來信過簡多有微詞甚而牢騷，日記中多次歷數友人的不是：“叔華來信，餘立復一航箋，寫得密密麻麻，比她來信的字多五六倍。”屢次批評謝冰瑩不會交朋友，寫信好像寫條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忙什麼。發誓說今日以牙還牙，寫箋片。可一揮筆，又洋洋千言不絕。從日記中看，晚年她寫給謝的信最多。她渴望與友人憶舊拉家常，以遣寂寞。1977年始與大陸親友正式通訊，但感慨良多：“吾人生今之世，最苦為不自由，通訊不能說話，乃不自由之甚者。”蓋那時兩岸氣氛還不甚祥和，她怕言多有失，會給收信親友招致麻煩。自致趙清閣信有一封遺失後，一直耿耿於懷，便改託人帶口信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歲月的書籤——蘇雪林日記中的七七八八（5）

每至歲末，是她播種情感收穫友誼的時節。每年聖誕新年，“她均要緊張一陣或數陣”，往世界各地寄賀卡，90歲後把賣賀卡的小販請到家中，挑揀圖案吉祥又便宜的。據日記載，某次不寄不寄一下還“弄了”120張，還有遺漏，“待補寄”。後來算算小賬，寄賀卡不合算，“今日得幾賀卡，若回一卡則費四五元，卡費亦三四元，此如以航箋（片）代替，反而可大述寒溫也。”她的信友遍佈世界，臺灣的國民黨*陳立夫、王雪艇；胡適、梁實秋、林語堂、謝冰瑩、陳源、凌叔華、林海音；大陸的冰心、楊絳、趙清閣等等。

最令人捧腹的是，1991年臺灣郵費增資，她試以少寫信來對抗郵局增資：“郵局增資後，即少寫一、二封，乃市民消極抵抗也。信少，郵局收入亦少，則增資實為失策，或不久之將來又將減資，則我輩勝利矣。”（）

蘇雪林寫信的熱情，筆者深有體會。我藏有她致我的7封信，都是她年屆百齡時寫的。用的是薄型大白紙，密密麻麻，有一通連落款都疊印得看不清。有一封3000餘字，“今晨寫信與張昌華，數日以來（七天，筆者注）共寫了六頁，原子筆不好，寫得不成樣子，惟唐德剛又在大陸毀謗胡適博士，仍堅主胡在民國六年哥大所得為待贈博士，十年後乃得此一學位，大陸人多信，我於致張昌華信中，不得不為一辯，希望猶大之吻能在大陸出版。”（，此信系接我寄她的江蘇文藝出版社的《胡適自傳》後所寫，筆者）她致我的最後一封信，即寫在巴掌大的綠色餐巾紙上。

筆者揣摩，蘇雪林喜歡寫信，特別是她衰年耳全聾，不能接聽電話，與人面對面交流都須靠筆談，太孤獨、寂寞。自其姐蘇淑孟去世後，她一人獨居，終日面壁無語。她想用信與友人交流，瞭解外面的世界，或敘舊以慰心懷吧。至於她千方百計為郵資費心，倒不全因窮，而是自幼養成的儉樸之習。如果我們瞭解她晚年力拒官方的資助，早年在艱苦的抗戰歲月，把自己的嫁妝、積蓄、首飾兌換成52兩黃金，託《大公報》社長鬍政之捐給國家“小助抗戰”（石楠《另類才女蘇雪林》，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我們就不會笑話她的“嗇”了。

市井一俗人

蘇雪林，一個從偏僻鄉野裡走出的村姑，自勉、自強而自立，印證了天道酬勤的箴言。在她的日記中時常出沒一個“混”字，當某日著作成績欠佳時，總要寫一句“又混了一天”；當某日寫文章不順手，“冷卻”後再讀時，必發“文過一夜必有悔”的感嘆；當文思艱澀、滯筆稿端時，總要發出廉頗老矣的感慨。她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畢生躬耕2000萬字，成就了名山事業，被臺灣奉尊為“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