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因此劉國定這個叛徒再後來就不再是可恥了，更是無恥了！他拿著自己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這張王牌，竟然敢對徐遠舉提出，願意參加特務工作掉轉槍口打擊共產黨，但自己原來在共產黨方面是省委級幹部，現在我若到了你們國民黨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碼處長級，否則大家都不玩了！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雙方以劉國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區中校專員成交。這正是最無恥的一幕，讓所有共產黨人感到丟臉的是：這樣的流氓惡棍，怎麼會曾經是中共重慶市委的書記？

更令人髮指的是，劉國定在叛變後，除了不斷地出賣重慶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員外，還挖空心思找新的“賣點”與“副書記”冉益智等叛徒進行相互間的招供“競爭”。當他得知冉益智帶特務到萬縣破壞了下川東地下黨組織，塗孝文也叛變後，又搶先出賣了上川東地下黨組織，致使駱安靖（後叛變）等人被捕。

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他又把出賣的目標由重慶地區轉往外地，向特務出賣了他所掌握的重慶地下黨組織與南方局遷到上海後的聯絡機關，並帶特務到上海企圖抓捕南方局負責西南地區黨工作的負責人錢瑛，由於南方局機關得知重慶地下黨出了叛徒後就遷到香港去了，劉國定的計劃落空，但還是帶特務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帶未及時撤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國定這麼為國民黨特務機關賣力，實際上為的是能夠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爭取個人的榮華富貴。這位“反共英雄”，後來在南京受到毛人鳳的接見和表彰。這一激動，他又向特務提供了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的線索。因此劉國定被受命擔任川西特偵組組長，領導特務們在成都破獲了川康特委地下黨組織，逮捕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劉本人反共資本越來越“雄厚”，官銜也由中校晉級為上校。這時的劉國定，已不再是可恥、無恥了，而且連起碼的廉恥都不會顧及了，他積極參與組織所謂的“經濟問題研究所”，專門從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終成為比反動特務還要反動惡毒的傢伙。

劉國定於1938年入黨。20歲就入黨的他，其實從最初開始他就抱有一種“入黨升官”的思想。為了實現自己的這一“抱負”，他很會掩飾自己內心的醜惡的一面，平時能人模狗樣地工作，並且主要靠討好上一級領導往上鑽營，一直升到了市委書記之職。“這是一個極端利益主義者，不是我們平時一點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問題，而是這種人由於他很會利用自己在黨內的關係，尤其會利用靠山來幫助自己擺脫那些不利於他的指責與批評。”曾與劉國定長期一起工作的何忠發，是位黨內的錢財“管家”，他在難友面前這樣評價劉國定，並揭發劉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歡亂抓錢、想討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後來因為他身居黨內要職，再沒有人敢公開制止“市委書記”的這些毛病而已。叛變後的劉國定，也不再偽裝了，內心的那種追求個人享受和對利益的崇尚更是變本加厲。據說他在與徐遠舉討價還價期間，一直住在楊家山原戴笠公館裡接受特務機關的優待。身邊僱了兩個女僕專門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對兩個女僕頤指氣使，隨意呵罵。當上特務後他更顯神氣，一般的特務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務也很討厭他。地下黨老同志劉隆華痛斥劉國定是“黨內的剝削階級”！

原國民黨軍統大特務沈醉，在任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期間，於1948年年底受毛人鳳委託，從昆明到重慶來調解徐遠舉和西南特區副區長周養浩之間的矛盾，期間他與劉國定有過接觸，解放後沈醉在材料中記錄了所見到的劉國定的形象：

我雖然是奉命來調、解他們之間的糾紛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劉國定帶到昆明去，幫我破壞雲南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所以當天晚上我和周養浩談了希望他和徐遠舉要以大局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和週一道去徐遠舉辦公室。我要徐遠舉把劉國定找來，想當面問問他雲南地下黨的情況。徐遠舉很快把他找來了。這個叛徒穿著嶄新的軍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們三人坐在一起，便脫下軍帽先向我們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紹了我之後，我便讓他坐下。徐遠舉從茶几上拿一支香菸朝他丟過去，他很熟練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機遞給他。他趕忙從口袋中掏出火柴，連說：“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發笑。那次他給我的印象很壞，他表示只認識一兩個負責人，對雲南地下黨工委在什麼地方設有聯絡處並不知道，要抓到他們，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運氣。對這種海底撈針的辦法，我不感興趣，加上劉國定剛從南京回來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帶去破壞川西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