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請求協助。成都的一個特務與雷天元是同鄉，也認識蒲華輔，還在街上碰見過，只是過去不知道蒲華輔的身份。特務們一商量，決定採取“大海撈針”的辦法，天天上街轉，大街小巷搜尋。特務知道蒲華輔是條“大魚”，決心抓到他後立功受獎，就不辭辛勞，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個認識蒲華輔的特務在一個茶館裡把蒲華輔抓到了。蒲華輔在成都叛變後被押到重慶。據難友們觀察，他後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了徐遠舉讓他參加特務工作的要求。

蒲華輔是羅廣斌《紅巖》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實蒲華輔是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與其他叛徒還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是屬於黨內的知識分子那一類人，他們在投身革命時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滿激情和理想，而且蒲還是個理論方面很專長的人。他的個人生活上也有很濃重的知識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頭腦易發熱。一方面在殘酷的敵我鬥爭中容易被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敵人嚴刑拷打下又經受不住皮肉之苦，而當他“痛定思過”後，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來。他與家人一起關在白公館10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後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還以自己是“黨的高階幹部”和有知識、有修養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說得俗些，那種骨子裡的知識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來，難怪連陳然、王樸這樣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不慣他。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塗孝文與陳然、王樸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麼不同，表現得“非常共產黨”。

蒲華輔十分可悲：這樣一名黨的高階幹部，如果他也能在敵人的嚴刑面前咬緊牙頭，不吐一個字，那麼他不也就是另一個“許雲峰”了嗎？然而，蒲華輔不是，他在最關鍵的原則立場問題上，他叛徒了黨和同志們，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紅巖“革命烈士”紀念碑上，只能在黨的史書中被標上兩個永遠恥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同樣的結論：無論你以怎樣的理由，只要你成為背叛者，你就會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李文祥，“紅巖”中另一個與所有叛徒表現很不一樣的叛徒。這位生於1919年，1939年入黨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主要負責地下黨農村武裝工作的聯絡、幹部輸送、人員轉移及武器藥品購置等，據說是位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於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他與特務們採取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應對策略：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說虛不說實，特務們因此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收穫。而徐遠舉等特務分子對被捕後的共產黨員判斷其是否“投誠”，基本上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有沒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黨組織系統，二是加不加入他們的特務組織，參不參加特務活動。故對李文祥一番審訓後，特務們就認為李文祥“不老實”，屬於重案犯。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

在關押白公館期間，一般難友對李文祥的印象還比較好，認為他“一直表現得不壞”。李文祥與陳然接觸較多，陳然發現李文祥實際上情緒很低落，就勸他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學點理論，李文祥卻不屑地說“懶得讀這些理論東西”，相反，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飛色舞地大談兩性關係。李文祥反倒經常對陳然喋喋不休地說他有10年以上的黨齡，當過縣委書記，為黨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問題，解放後起碼會怎麼怎麼樣。陳然是位胸襟開闊，又見過世面，知道一個人要在長期的刑訊、關押中透過考驗，堅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動地找李文祥談心，不斷激勵他、鼓舞他。可時間一長，李文祥對陳然的話便不以為然了，哼哼哈哈應付一下照常想他心裡那點事兒。

就在同時，特務們則正按計劃一步一步地“引導”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面，所以一次審訊案，能讓李文祥對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