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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這種方式為社會治安作貢獻。不過我想起剛剛看到的一則報導，每年全國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幹警以身殉職，而其中超過半數是因為疲勞過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數公幹確實是害群之馬，但絕大多數公安戰士都是盡職盡責。我點點頭。

張科長感激地微笑一下，　趕緊說：“如果你同意，那我們可以籤一個字畫一個押。”

“我需要律師嗎？”我看著他們問。

“什麼話，我們沒有拘留你，你要律師幹嗎？再說，你不是說自己沒有犯罪殺人嗎？那要律師幹什麼？”

我想他們雖然滿臉客氣，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事情的嚴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話，他們無法攔下我，但是他們會很快搞到拘留證，那時一切客氣就沒有了，搞不好我的檔案上還會留下刑事拘留的記錄。雖然我現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檔案在哪裡。在哪裡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這裡配合公安幾天也好。我告訴他們我同意配合，他們放下心來的樣子。

“我想，楊先生，你需要換洗衣服什麼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順便到你家一趟　，幫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況我們的警車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間的鑰匙遞給他，我理解他們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規起來了，要搞一張“搜查令”還要經過一兩天的手續，所以他們借幫我拿衣服的機會可以到我房間裡觀察一圈。除開兩三盤香港黃色錄影帶之外，我的房間裡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讓他們搜就是了。

可是我沒有想到，我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個星期後，當我憋得失去耐心吵著要離開時，兩位科長已經蒐集到據說是足夠的證據正式拘留了我。於是我又繼續呆在那間拘留所的單間裡，只是這次單間的門被人從外面牢牢地鎖上了。

在那裡的第一個星期過得和在我那間租來的小房間裡沒有多大區別。由於兒蓉的屍體解剖需要排隊，他們在沒有取得他殺證據前也無法深入開展調查工作。不過李科長和張科長每天都會抽時間過來和我聊一兩個小時。在這一個星期中我們所聊的主題都沒有變，那主題就是圍繞著“我是誰”這個問題展開的。我說我1983年以優異的成績從湖北考上北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系的國際專業，畢業後在北京政府部門工作，後來我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留學，獲得碩士學位，回來後不久我就辭去了北京的工作，隻身來到廣州，到廣州後我幹過幾個工作，現在這段時間呆在家裡。

兩位科長大多時間都不插話，聽我滔滔不絕，他們只是洗耳恭聽的樣子。張科長在聽到北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時，毫不掩飾臉上的嚮往和羨慕之情。我不停地講，他們不厭其煩地聽，很快已經從大學講到自己的中學小學，最後不得不把諸如自己第一次上學就一下子認識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如何懷著至今沒有類似的異常激動的心情戴上紅領巾，還有我從小學到中學無數次帶回家的獎狀等等都繪聲繪色地向兩位科長彙報了。我的想法是，一個星期下來，不但要徹底讓他們知道我是誰，還必須讓他們瞭解我這個人一直以來是多麼的純潔，我想這肯定對他們破案有益處。他們只要是通情達理的，都會理解一個簡單的常識：我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去犯令人髮指的殺人的勾當呢？！

我是如此放鬆、盡情地回憶自己的過去，好多次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過去竟然如此豐富和讓人感動。不過，雖然眼睛一直髮酸，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卻始終沒有哭出來，有兩次張科長還象長輩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這裡來的人第一個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來會好些的。”

第二個星期開始的時候，我已經被正式拘留了。顯然，“我是誰”的介紹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證據。蓉兒被解剖了，這讓我有些許的安慰，死了應該有一個死了的樣子，蓉兒死後還在床上擺出那樣的姿勢，讓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