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謂的“革命”、“政治”、“偉大人物”，也“不過如此”。因對革命失望，梁漱溟開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條路：鄉村建設。

梁漱溟說他的鄉村建設理論“萌芽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大半決定於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於十七年（1928年）”。這一時期，正是軍閥混戰時期，民不聊生，工人、農民暴動時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向何處去？和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有識之士一樣，梁漱溟也在苦苦尋求救國救民之路。

這一時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時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為他思考救國道路提供了一個思路。他認為，光緒的維新變法，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學西洋，但是學習的結果卻適得其反，造成了中國鄉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的結論，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二者長處的溝通調和，即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髮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為此，他倡導鄉村建設，從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間，他先後在河南、山東等地從事鄉村建設實踐。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國的首要任務。梁漱溟又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國的洪流中。他開始接觸共產黨，逐漸認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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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內佛

美國學者艾愷稱梁漱溟為“最後的儒家”，但梁拒絕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個佛家。他曾極認真地把自己和同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區別：“我與熊先生雖然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以此相交遊、共講習者四十多年，蹤跡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實不相同。熊先生應歸屬儒家，我則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潛心於佛家，但是他最終拋棄了佛，轉入到儒學中；梁漱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