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劉伯承在軍事學術上一直致力於現代大兵團攻防作戰的戰役法研究。編寫戰役法教材，講授戰役法課程，主持戰役法集訓，組織指導集團軍戰役演習，為發展和完善人民解放軍的戰役法理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為使全軍高階幹部掌握現代大兵團作戰的組織與指揮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1955年，軍事學院開辦了戰役系，並開始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

關於開辦戰役系問題，劉伯承和陳伯鈞、鍾期光曾在1954年7月，聯名向中共中央軍委寫了報告。報告中說：“學院黨委曾向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提出，在軍隊改裝備、各級學校成立之後，建議開辦戰役系，加強高階將領的訓練，第一期學員名額，擬宜適應國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為30至40名兵團及其以上高階將領”。

中共中央軍委批准了他們的報告，調楊得志、韓先楚、陳錫聯、廖漢生、張震等52名高階幹部人戰役系學習。

見到楊得志等人來軍事學院學習，劉伯承打心眼裡高興。他對學院訓練部的負責人說：“我年紀大了，要培養年輕將領。楊得志同志是志願軍副司令員，他來學習，和我們一起研究學術，這很好。他們都是中國革命幾十年鬥爭儲存下來的黨的寶貴財產。將來，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時，要靠他們來掌握局面、指揮作戰。”

同時，劉伯承也強調不要放棄領導。他指出：“唯其是高階幹部更應加強領導。對他們放鬆了，就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相因成習，積重難返。

我們對他們的最大照顧，是保障他們能學到東西。”

為此，劉伯承召開會議，與有關人員一起分析戰役系學員的一般特點，研究戰役系的訓練計劃。他認為，戰役系學員思想水平高，黨的觀念強，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工作經驗，有獨立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些特點，戰役系的訓練計劃應當以學習高階兵團的戰役為主，以學習組織指揮及其思想方法為主；訓練方法應當貫徹“精講多練”的原則，提倡學術研究和學術爭鳴，把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起來。

為了執行這個訓練計劃，劉伯承還深入到戰役系學員中間，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他給他們詳細他講述了關於訓練計劃的幾個問題，親切地對他們說：“講的目的，主要是打通思想，達到上下通氣。並讓大家出主意，共同解決。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把意見反映上來，領導研究統一後，再交大家討論。因為這個計劃包括施訓與受訓兩個方面。”

1955年9月1日，戰役系52名高階幹部學員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正課學習。劉伯承多次為他們講課，組織指導他們實施室內或野外作業與演習。他還親自批閱他們的考卷，並對楊得志、秦基偉、劉震、張震等人的考卷寫過中肯的評語。

對戰役系學員，劉伯承始終寄予著厚望，傾注了自己更多的心血。戰役系學員在他的領導下，刻苦學習，認真鑽研，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學習情緒，給全院學員做出了榜樣。

戰役系的開辦，使軍事學院學員系增加到10個，學員增加到3000多人。

劉伯承幽默地稱軍事學院是全軍院校的“托拉斯”。

這時，劉伯承又在考慮分建學院的問題。軍事學院成立之初，他積極創辦了各軍兵種學員系，主動承擔了為各軍兵種培養訓練幹部的任務。現在，各軍兵種的建設已經初具規模了。為了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專門人才，為了更集中地培養高階將領以適應各軍兵種飛速發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了分建6個學院的建議：以戰役系、高階速成係為基礎，建立高等軍事學院；以海軍系、空軍系、炮兵系和裝甲係為基礎，分別建立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炮兵學院和裝甲兵學院；以基本系、情報系為基礎，繼續開辦南京軍事學院。

劉伯承和陳伯鈞、鍾期光等反覆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軍事學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額、組織編制、教員和幹部調配、建校地點和校舍建築計劃等一系列問題。

經過多次研究，劉伯承領導起草了“高等軍事學院編制表”和“高等軍事學院房舍籌建計劃”兩個報告，派教育氏唐延傑和院務部長劉忠兩人攜帶這兩個報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軍委作詳細彙報，並瞭解各軍兵種領導機關籌建各軍兵種學院的情況。

唐延傑、劉忠兩人走後，劉伯承想到還有一些問題沒有交待清楚。於是，他又給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和總參寫了一個報告，對高等軍事學院的校址、組織機構以及建立各軍、兵種學院提出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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