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農曆甲午年。

這一年的春夏之際，因為不堪忍受政府的殘酷壓榨，朝鮮半島爆發了大規

模的東學農民起義，起義者將朝鮮近代以來痛苦命運的根源歸結為吏制腐敗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強尤其是鄰國日本長久以來的欺凌，提出了發揚傳統的儒家東學，驅逐抵制東西洋西學，“主擊倭洋”的宗旨，將維護儒家經典和民族傳統作為起義的理論基礎。在“除暴救民”、“逐滅洋倭”等口號號召下，東學徒眾席捲城市，一路打擊貪官，開倉放糧，響應者甚眾，半島為之震動。

5月31日，起義軍更是攻克了朝鮮南方重鎮全州，兵指首都漢城，形勢逼人。遭遇席捲而來的起義，朝鮮李氏王朝政府曾數次派兵鎮壓，甚至請求中國派出駐韓的北洋海軍部分艦船幫助協同，出動了經中國武裝和訓練的西式新軍——京軍壯衛營前往戡亂，但都歸於無效，一一鎩羽而歸。為儘快收拾近乎潰爛的局勢，防止列強趁機插足干涉朝鮮內政，在中國駐朝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凱的居間建議下，朝鮮政府經過權衡，決定向中國照會乞援，請求宗主國直接出兵幫助戡定內亂、綏靖局勢。

朝鮮半島自古以來曾長期是向中國歲修職貢的屬地，過問這個傳統屬邦的內政，在當時清政府看來無疑是天經地義的既有權力，但是緊鄰著朝鮮半島的東瀛島國日本也對這塊三韓之地窺伺已久了。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力日盛的日本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膨脹，受限於本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急欲挑戰原有的東亞格局，擴大所謂“生存空間”，“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實現向大陸擴張領土的野心。為尋求進軍大陸的跳板，朝鮮半島上政治腐敗國力積弱的小國朝鮮，自然而然成為其首先征服的目標。日本政府於1882年、1884年先後分別挑起壬午、甲申事變，企圖利用朝鮮的親日派，以及朝鮮大院君李昰應與國王李熙、王后閔氏之間的矛盾，促成朝鮮國內發動政變脫離中國，建立親日政權，但是由於中國在兩次事件中都採取了較為激烈的強硬措施，加上朝鮮政府內親華派的極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終未能得逞。

當時的中國政府上下儘管目睹了日本接連挑起釁端，開始認為日本“終為中國永久大患”，但出於珍惜中法戰爭結束後難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對於蕞爾小國日本自古以來的輕視，認為日本無論多麼外露囂張，終究不過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對日外交上採取了儘可能妥協的和平政策。面對早已磨刀霍霍的東鄰，中國還是天真地抱著東亞兄弟同文同種，應當共同團結抵禦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年，為解決前一年甲申事變的遺留問題，中日雙方在天津舉行談判，涉及朝鮮宗主權的很多關鍵事項，中國都逐一做了讓步。事後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派兵，應先行知照對方”，等於已經預設了日本勢力在朝鮮的實際影響力。

早在朝鮮半島爆發東學黨起義時，清政府已經預感到朝鮮政府可能無法招架，會前來乞援。圍繞這一問題，清政府內就是否可以出兵已經在先期討論。普遍的意見是，如果中國軍隊直接進入了半島，大有可能會刺激到對朝鮮覬覦已久的日本，難保不會引發出什麼事端。但是，如果置屬邦的乞求於不顧，似乎又不符合駕馭萬邦的祖制，有傷體面，而且在國際上也會動搖朝鮮是中國屬國這一既有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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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學之變（摘自第一章　不平靜的半島）2

左右為難之際，第一線的朝鮮事務主管官員、少年氣盛的駐朝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凱致電北洋大臣李鴻章，積極主張出兵入朝。袁世凱認為，《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只規定了如果中國出兵，必須“知照”日本，但並沒有賦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權，而且袁世凱聲言，根據他自己與日本駐朝外交官員的接觸情況來看，日本“重在商民，似無他意”，信誓旦旦地保證日本絕對不會橫加干涉。受袁世凱錯誤判斷的左右，當6月3日朝鮮政府的乞援照會正式遞達到京後，清政府便做出決策，放心大膽地出兵朝鮮。主持北洋一帶對外交涉以及海防、軍事事務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自然成為出兵計劃的具體執行者。經奏請，朝鮮政府乞援的當天深夜，李鴻章即命令直隸提督葉志超等部的淮軍精銳兩千餘人，以及北洋海軍軍艦準備赴朝，同時下令輪船招商局商船北上聽用。♂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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