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只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面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果沒有資訊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裡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麼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個人意志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裡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儲存在個人的頭腦裡。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裡。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裡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裡儲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麼新鮮的事。不管怎麼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麼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麼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裡，而是在散佈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裡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槓。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面對面交談，透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只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裡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裡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裡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只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裡沒有村落，但有過衚衕、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麼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麼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裡，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麼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系。那麼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麼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裡，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裡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裡，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絡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裡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2）

李銀河的研究工作是樸素的。作為學者，她不是氣勢恢弘、辭藻華麗的那一種，也不是學富五車、旁徵博引的那一種。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這種明白會被人看成淺薄也罷。從表面上來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內容，比方說，題目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