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小鬼子獨佔豐臺，為出兵盧溝橋掃清了最後的障礙，史稱“豐臺事件”。

白書傑隨即釋出通電：“強烈抗議日軍天津住屯軍牟田口廉也製造事端，無恥侵佔豐臺鎮的醜惡行徑。強烈譴責宋哲元出賣國家利益，必將成為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號召所有愛**人同仇敵愾，把侵略者趕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發現，白書傑的這份通電，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議”這種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而不是發表“宣告”，更沒有說“要採取針對性措施，報復日軍的行動。”

反過來“強烈譴責”當事人宋哲元，好像白書傑把一腔怒氣撒到了自己人身上。這倒很符合華夏大國曆來的處事風格——對外地軟弱無能，對內部強硬得過分。

1936年10月22日，蔣某人飛抵西安，著手“圍剿”陝北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某人拒絕。兩**吵一頓，最後不歡而散。

白書傑再次發表通電：“強烈譴責南方政府和蔣某人置民族大義和國家危亡於不顧，肆意挑起內戰，徹底違背了全國**，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樣的話說多了，那就沒有人相信。

白書傑一改往日的行事風格，連續使用“強烈譴責”這樣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人們很快就習慣了他這種虛張聲勢的做派。現在已經完全當放屁一樣，再也沒有“有心人士”勞力費神去猜測了。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某人祝壽，再次當面陳情，勸蔣某人聯共抗日，遭蔣某人嚴詞拒絕。

對於張學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請求，蔣某人堅決並強令東北軍立即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某人，請纓抗戰，蔣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進廢紙簍裡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某人，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同時向蔣某人面報，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現在根本彈壓不住，所以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

蔣某人略作猶豫，就同意了張學良的請求，定於一天後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蔣某人由洛陽到抵西安，就住在華清池。與此同時，蔣某人釋出命令，立即抽調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

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登門進諫，遭蔣某人拒絕。蔣某人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麼進兵，要麼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某人，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某人拒絕，而且把張學良直接轟出了房間。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某人，蔣某人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透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佈全國動員令，這一次一定畢其功於一役，要取得徹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蔣某人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商談接下來的剿匪進兵事宜。張學良和楊虎城這一次是鐵了心，絕對不和陝北紅軍作戰，始終不接受出兵命令。

蔣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佈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臨陣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張學良和楊虎城不是傻子，老蔣的這一次臨陣換將如果得逞的話，他們兩個人就算走到頭了。所謂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說的就是這個時候。

蔣某人自以為權傾天下，沒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蔣某人的天下，根本搖搖欲墜，但他沒有絲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階將領，通報了蔣某人不僅不想抗日，反而準備對東北軍、西北軍採取措施的決定，同時宣佈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二人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拿老蔣。老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

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被殺。

當天，張、楊二人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