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指示裡，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

態度決定了，我該從哪裡下手去實踐呢？我不敢隨便地去找一點新事物，就動手寫小說或劇本；我既沒有革命鍛鍊，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大部頭的作品，必會錯誤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這樣，我決定先寫通俗文藝，這並不是說，通俗文藝容易寫，思想性與藝術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說通俗文藝，像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較比容易掌握。

在從前，我寫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詞，大概有兩三天就可以交卷；現在須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須寫了再寫，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須盡力控制，既不要浮詞濫調，又須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語言明確地傳達出來，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難就更多了。當我決定寫某件事物的時候，對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可是，趕到一動筆，那點了解還是不夠用，因為一篇作品，不管多麼短小，必須處處結實、具體。我的瞭解只是大致不差，於是字裡行間就不能不顯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貧乏與毛病。有時候，正筆寫得不錯，而副筆違反了政策。有時候，思想寫對了，可是文字貧弱無力，沒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譯一下，而沒有對政治思想所應有的熱情，就一定不會有感動的力量。有時候……。困難很多！可是我決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別人。我既決定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也就必是長時間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須經常不斷地學習，以求徹底解決。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只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另一方面，我須時時請教別人。時常，我的客人，共產黨員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變成我的批評者；我要求他們多坐一會兒，聽我朗讀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讀多少回，讀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夠用，大家的思想會教我充實起來；當他們給我提出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錯處，而且也講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為什麼寫錯了的病根。

這樣，寫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處。雖然我從書本上學來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還是有些怕讀理論書籍），可是因為不斷地習作，不斷地請教，我逐漸地明白了我應當怎樣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許像從前那樣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雖然我因有嚴重的腿疾，不能馬上到工廠、農村、或部隊裡去體驗生活，可是因為不斷地習寫通俗文藝，我已經知道了向工農兵學習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會向他們學習去。雖然二年來我所寫過的通俗文藝作品並非都沒有毛病，可是這已給了我不少鼓勵：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樂於接受批評，就像是我這樣學問沒什麼根底，思想頗落後的作家，也還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為人民服務的希望。

不管我寫多麼小的一個故事，我也必須去接觸新的社會生活；關起門來寫作，在今天，準連一句也寫不出。為寫一小段鼓詞，我須去調查許多資料，去問明白有什麼樣政治思想上的要求。這樣，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會是怎樣在發展，和依照著什麼領導思想而發展的。一來二去，接觸的多了，我就熱愛這個天天都在發展進步的新社會了。是的，我必須再說一遍，我缺乏有系統的學習政治理論與文藝理論。可是，趕到因為寫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會的新氣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動心了。我要歌頌這新社會的新事物，我有了向來沒有的愛社會國家的熱情。自然，有人說我這樣先看見，後歌頌，是被動的，不會寫出有很高思想性與創造性的作品來。可是，我是由舊社會過來的人，假若我自詡能夠一下子就變成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熱情地去認識新社會，認識多少，就歌頌多少；我不應該因我的聲音微弱而放棄歌頌。寫不了大部頭的小說，我就用幾十句快板去歌頌。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該幻想一寫就寫出一鳴驚人的作品來；若因不能一鳴驚人，就連快板也不寫，我便完全喪失了文藝生命，變成廢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證明我是個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證明我是新文藝部隊裡的一名小兵，雖腿腳不利落，也還咬著牙隨著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開始寫劇本。《方珍珠》與《龍鬚溝》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熱愛北京，看見北京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後的進步與發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現在我更驕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