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求援於日本，一條是外交路線，活動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致電外相幣原喜重郎要求支援張作霖，結果是加藤內閣決議，對郭松齡發出警告，不得損害日本在東三省的利益。這個警告，便成了日本在華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駐在人員，處理“奉變”的行動綱領。

另一條自然是軍事路線，除了由松井七夫直接致電參謀本部要求出兵干預以外，最重要的活動物件是“關東廳長官”兒玉，及關東軍司令官白川。不過，日本軍方初期對張作霖的軍事支援，並不積極，只是由關東軍指派駐遼陽的第三十九聯隊所屬的一個大隊與一個工兵中隊，進駐瀋陽；以及關東廳增派“巡查”一百餘名，擔當瀋陽城內城外的警備而已。

十二月四日這一天，對郭松齡、張作霖來說，都是個大日子，郭軍前鋒佔領了出關第一要地的錦州；而就在日本閣議對郭松齡提出警告的這一天，據說關東軍司令白川到了錦州，以日軍不干涉郭軍行動為交換條件，要求郭松齡承認張作霖與日本所訂的各種條約：郭松齡表示不能接受，白川拂袖而去。

又據說：郭松齡到達錦州後，熱河都統闞朝璽曾派他的參謀長邱天培來談合作，闞朝璽的條件是，保全張作相吉林督軍的地位；闞朝璽自行進攻黑龍江，取吳俊升而代之；奉天則歸郭松齡。可想而知的，郭松齡必然拒絕。

這些“據說”都來自郭松齡方面。事實上內外形勢都已轉變為對張作霖有利。在內，馮玉祥與郭松齡的密約，在河南的國民軍並不知道；當然也不會知道直隸、熱河的地盤已劃歸李景林這一協議，所以國民二軍、三軍的鄧寶珊與徐永昌兩部，仍著著向李景林的防區進逼；同時馮玉祥派張之江率領三旅之眾在豐臺待命。準備支援郭松齡的計劃，亦被李景林誤會為將與鄧徐兩軍，合擊會師。這一年多來，李景林飽受國民軍的莊迫，至此認為忍無可忍，決心與國民軍見個高下，重金禮聘德國軍事顧問，在北倉一帶，秘密構築有電網與地雷的新式防禦工事。

這一下，當然導致了李郭關係的根本變化，由“中立親郭”轉而為“拒馮遠郭”；十二月二日發表了表明立場的通電。

他的立場是“職司守土、保衛地方，此役倘有對於直隸擾害秩序、破壞和平者，惟有率我健兒、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明明白白地表示，直隸是他的地盤，不容許國民軍侵入。當然，他作此強硬的表示，須有所恃，首先想到的是張宗昌，論公，直魯唇齒相依，是一起磕過頭的弟兄，所以“直魯聯軍”的新番號，很快地出現了。

十二月三日，李景林所部與國民二軍鄧寶珊部，在直隸大城進行了歷時一個半小時的偵防戰，正式開火決裂，接下來便是第二天李景林發表痛低馮玉祥的通電。同時李景林對郭松齡亦採取了行動，一面釋放郭松齡交給他看管的奉軍將領高維嶽等人；一方面隔斷了馮玉祥與郭松齡之間的通路。

這對郭松齡還不是太大的打擊；打擊最重的是，關東軍司令白川向奉、郭雙方提出書面警告，表示兩軍行動如果擾亂到南滿鐵路兩旁的附屬地帶，及日軍守備區時，關東軍職責所在，必要時將採取武裝行動。換句話說，郭松齡的部隊，不準越過南北向的南滿路及西東向的京奉路之交叉點的“老道口”，這個交叉點在瀋陽以西；倘不能逾此點而東，即無法到達瀋陽，無異為張作霖加上了最後的一道保障。

郭松齡當然要提出交涉。由他的駐京的胞弟郭大鳴轉託黃膺白，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嚴重抗議，理由是過去奉軍入關，都是暢通無阻；即就眼前而論，南滿路向亦正在運吉、黑兩省的奉軍南下支援，何得獨獨限制郭軍？這樣說法，理直氣壯；芳澤表示，果真郭松齡能打過遼河，乘勝往瀋陽追擊，應該沒有問題。

問題是郭松齡能不能打過遼河？張學良集結殘部，在錦州拒郭的一戰，打得並不好，只靠率部退過大淩河時，破壞了鐵橋，暫時阻遏了攻勢，未來情況如何，頗為難說。因此張作霖特地於十二月八日，在瀋陽召開軍事會議，檢討局勢。

通盤檢討下來，仍舊大有可為：第一、有關東軍幫忙；第二、李景林態度轉變，尤其是李景林與國民軍已經開火，如果直魯聯軍能夠擊敗國民軍，必然揮師山海關，自郭軍後路逆擊，郭松齡有天大的本事，亦難逃束手就擒的命運；第三、郭軍倉猝出關，冬天的裝備不夠，北國冰封，天氣嚴寒，大大影響了郭軍的戰鬥力及士氣；第四、京奉路的鐵軌，破壞得很厲害，郭軍工兵團，修一段走一段，進展很慢，最狠的一著是，張學良接受了他的好友，也是英文老師，任職京奉路局的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