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的音樂，要求他為大眾服務、為革命階級服務，莫扎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們的玩弄成了阻礙自己飛行的累贅，反不如一隻小巧的麻雀。”

群體需要領導者，但他們所需要的領導者從來不是一個智慧的人，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迎合他們口味的領袖。在群體面前的講演家不需要啟發思想的學者，因為啟發思想必然要分散群體的注意力，是令群體反感的，講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國王送上斷頭臺的群體講演法律和人道主義，否則你很可能被憤怒的群體掐死後踏爛。他們需要的是簡單明瞭的鼓動，只有他們希望聽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達必須是‘堅決反對‘和‘堅決擁護‘的旗幟鮮明的口號，不能囉嗦模稜兩可，只有如此他們才‘喜聞樂見‘。掌握了什麼是群體喜聞樂見的，操控群體對領袖來說又是件並不太困難的事，這是由於群體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情感；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服於堅強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即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絕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群體喜歡英雄，英雄永遠像個愷撒。他們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恐怖不僅使群體對領袖所指的所謂敵人擁有無限的仇恨，而且會因此恐懼而加倍地對領袖崇拜，只有領袖製造的恐怖足夠強烈，群體才能立即投身到消滅領袖所指的敵人的行動中，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想一想拿破崙，當他壓制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強權有了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而重複就是把論斷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輸到群體的耳朵裡。那個發表論斷和不斷重複的領袖必須有病態的熱情，一個半瘋半癲的執著的領袖，就容易給群體造成他已經擁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們看列寧的講演，就是這種真理製造者的典型，在他的嘴裡時刻都會滔滔不絕地產生出“科學真理”。群體不會在乎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真理，凡是能打動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nbsp；謊言重複千遍不會變成真理，但謊言重複千遍容易使群體相信被重複的謊言就是真理。

宋驍飛說：“獨裁製度是大眾民主惟一能夠理解的統治。所有狂暴的大眾民主，都會無一例外地走向獨裁製度。人類的既有歷史表明。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民做自己主人。即所謂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話，民主就從來沒有實現過。這也是我為什麼不提倡搞民眾自治。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

王士珍問：“那麼民主的意義是什麼呢？”

宋驍飛說：“民主的確切意義是防止獨裁，即存在某種約束機制，使得即使一個壞的統治者當權也不能用權力作惡。這個機制是用權力制衡權力，這才是民主的理性意義，也是民主的精髓。”

但大眾民主則與民主的理性意義相去甚遠。當群體把‘歷史使命‘賦予在自己肩頭，他們就需要思維一致、步調一致直至行動一致。如果‘民意‘全部趨向一致，那麼‘民主‘也就十分簡單，如果人民一致認為領袖的意志時刻代表人民意志，獨裁者的獨裁的確就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布林什維克為什麼能在沙俄迅速崛起。原因在於它是具有活力的最後幻想。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他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基督教上帝的天堂的幻想是死後才能達到的，這種天堂幸福承諾顯然不如現世的幸福天堂承諾更有吸引力。這是為什麼地上的**天國忽然風靡沙俄的原因。當無神論採取極端宗教主義的形式似乎比有神論的宗教要科學，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和道路盡頭的理想國彷彿就在領袖的帶領下按科學必然規律指日可待。群體並不能區分可實現的現實目標和純粹的幻想之間的差別，這使得善於掌握群體的獨裁者可以把幻想的吸引力置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之上，或者乾脆，把幻想等同於可實現的現實目標。

梁啟超問：“如果承諾的幸福在某個階段不能兌現怎麼辦？”

宋驍飛說：“這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