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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肅親王善耆又準備來這麼一次，慈禧打心裡頭就反對。但是她也沒有直截了當的進行反對，作為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在慈禧看來，很多時候並不需要解釋。解釋就代表了關注，對方往往不會真的去在意慈禧話裡頭的反對，而是會更加變本加厲的去說服慈禧。

另一個讓慈禧不說話，要給肅親王留個面子的原因則是，肅親王善耆這個人在滿清裡頭也是一個另類。

善耆的政績之一是創辦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變（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從北京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后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援下，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這就是日後北京警察的濫觴）。光緒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為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步軍統領衙門是舊的負責北京治安的機構，工巡局是新設的市政機構，領導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績之二是推進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設。他主持設立了路工局，負責修築北京城的馬路。他還奏請將王府井的八旗神機營操場劃出一部分，開辦新式商場，即著名的東安市場的前身。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善耆還明令在西珠市口內開設名為“文明茶院”的戲院，戲院樓上為女座，樓下為男座，取消了婦女不能進戲院觀戲的禁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一時轟傳。

他的政績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門稅收的積弊。崇文門是對進京物品，如日用百貨和奢侈品進行徵稅的主要關口。崇文門監督，不僅能收受賄賂，還能坐收部分稅款，一年下來，監督可得幾萬兩銀子，歷來是公認的肥缺。庚子事變中地處東交民巷的肅王府毀於戰火，清廷命善耆擔任崇文門監督，包含著讓他從稅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後卻沒領這個情，將稅款全部上繳。

善耆還大刀闊斧地對稅務制度加以整頓，禁止勒索，革除貪汙。以往洋人帶貨入京不納稅，他改為一體納稅；以往商民入關由經濟人包攬上稅，從中抽釐，他改為官員直接驗貨收稅，減去了中間盤剝的環節。善耆連任兩屆監督，稅收大增，全部上繳國庫。

善耆與其他王公貴族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他還是知道帝國的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後世那些羨慕滿清血統的人對善耆的評價居然頗高。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對善耆有幾句評語：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

如果在陳克為首的人民黨看來，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凱創立北洋新軍相比，這些事情對國家的促進也意義非常有限。只能稱之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就連慈禧也不喜歡此人的作風。

可是與滿清其他那些只知道爭權奪利，醉生夢死吃喝玩樂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極為不同了。他畢竟是在北京，天子腳下難辦事。這些小事雖然看起來不大，想辦起來就要與各種勢力做著艱苦卓絕的鬥爭。善耆能辦成這些事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既然不能駁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繼續聽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頭青，如果是如此的話，他也不可能混到現在的地位。歷史上汪精衛刺殺滿清親王，事情洩露之後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衛。而汪精衛與善耆交談之後，對這位時人眼中“幹練、開明以及為人豪爽、性格詼諧”的親王也很是欽佩。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組建偽南京政府，就準備委任善耆的兒子擔任“駐日大使”。

見慈禧完全聽不進去自己的勸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後，慈禧極其輕微的鬆了口氣。每次和這些人打交道都讓慈禧感到一種非常的不開心。別的宮女太監都沒有看出來，只有大太監李蓮英極為默契的端了杯茶獻了上來。慈禧喝了一口，卻問道：“可有岑春煊的摺子？”

肅親王善耆其實是知道慈禧並不怎麼喜歡自己，但是他對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見並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夠透過這次會面儘可能的說服慈禧儘快推行新政。

“太后，現在天下之議都是要求立憲。而且朝廷也有這個打算。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該儘快頒佈立憲。奴才知道太后擔心推行過快，總是有各種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畫腳。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