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的文章後，搶在李大釗之前就寫了一篇《問題和主義》。藍志先算是讀懂了胡適的用意，完全幫著安福系抨擊他，言辭比李大釗激烈多胡適是講究民主的，照樣親手編髮了這篇文章。

傅斯年從李大釗的文章裡聞到了火藥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蕩的君子，見他開門見山地說：

《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林什維克主義的議論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適先生，一方面要與舊式的頑逆思想奮戰，一方面要

防遏俄國布林什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林什維克

主義的

傅斯年也覺得李大釗誤會了胡適，他完全把胡適當成對手了，一發而不可收地批評起來。

杜威者頭對這場論戰倒是挺感興趣。他來中國已有些日子，作為一位哲人，自然有過人的見解。見他幽默地聳了聳肩膀，笑著對胡適說：

“胡先生這回要四面受敵了，因為你的文章既沒有想清楚，更沒有講清楚。”

胡適終於沮喪地低垂下腦袋，說：“唉！誰讓我們正好生活在中國的大動亂時代在這個動亂的時代，儘管我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但外來的觀念和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衝擊而來。目前的中國，階級對抗也實在太激烈所以‘革命’這個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裡，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來的傳教士，是來宣傳西化理論的。其實對社會主義的研究，我相信不會比他們差。”

傅斯年贊同地點了下頭，與羅家倫輕聲交談起來。他倆知道胡先生確實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其實他和李大釗一樣，也是非常虔誠地思索著中國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臉色突然凝重起來，那睿智的目光終於觸及到一個沉重的話題。他用充滿哲理的語言說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注：

“我親愛的青年朋友們，現在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如何面對世界，尋找本民族的出路？為什麼叫面對對中國人來說，面對不言而喻包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他們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十九世紀維新變法以來，就一直籠罩在絕對專制，險象環生，大難臨頭的壓抑和緊張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啟超，勇敢地發出了‘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的呼籲。今天我發現你們仍在重複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國到底往哪裡走？李大釗先生提倡蘇俄的階級戰爭，陳獨秀先生嚮往法蘭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適先生更看重歐美的自由主義。這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樹立了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程。而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卻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識中長期存在的關於中國人冷漠、狹隘的陳詞濫調。明知政治行動充滿風險卻義無反顧，明知希望沒有結果仍一如既往地前進。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把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比作希臘歌劇中的合唱班，儘管他們的聲音有時太尖銳太刺耳，儘管他們的姿態有時太過於形式化，但他們還是同傳統的合唱班不一樣，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擁有一種離開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臺中央的巨大力量。不過這樣做的人，往往比別人多一分風險，甚至會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認，他們是民族的精華和希望。他們使我又思考起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出路除了西化、蘇化這兩條路之外，還有第三條路講到這裡，我非常欣賞蔡元培先生相容幷包的文化態度。他是試圖溝通中西，尋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而胡適先生注重文化建設，提倡多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務實精神，從長遠講都是值得稱道的。只是在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務虛不務實的時代裡，沒有人會理睬他微弱的聲音。這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你們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呀！”

同桌的三位中國人，都被他那種悲天憫人的內心獨白感動他們看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自康、梁變法以來，已整整二十個年頭了，可是中國仍在重複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個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這一代又一代的重複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終於忍耐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