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古代的清官。具體地說，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實力的好人只有吳佩孚而在知識界，就是我們這批歐美派的實幹家。只要我們能攜手聯合，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預政治改良，中國不是有救了”

蔣夢麟也聽得熱血沸騰起來，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談家，一下子就把兩位學者對社會和政治的主角意識鼓動了起來。

胡適還有點不放心，問：“吳佩孚這人看來很革命，還同情學生運動，但他能買我們賬”

丁文江悠然一笑，說：“你們應該有所耳聞我和政界要人的關係。說實話，我已透過吳的兩位軍師孫丹林和白堅武，多次傳遞過資訊。吳的意思要我們先在知識界行動起來，造些輿論，他執政後馬上組織好人內閣，學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個人終於眉開眼笑地邊吃邊談，好像看到了中國知識界的希望。當下決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個“努力會”，由胡適起草組織大綱。並設法爭取《晨報》支援，儘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陣地。在策略上胡適提議梁啟超的研究系多是名聲不好的舊政客，應儘量拉開距離，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正在各種主義中徘徊的胡適，終於和陳、李一樣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標。一心想做聖人的胡適一開口談政治，就把天下人嚇了一大跳。那種不可遏止的激情帶著少年人的輕狂，湮沒了昨日那個學者型的胡適。為了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的四位烈士，胡適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沒字碑歌》。詩中竟反覆出現這樣的字句：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老先生們不高興了，辜鴻銘在校園裡搖著腦袋嘆息：“這像什麼詩？胡適總是胡說。”而李大釗和他手下的那幫紅色少年，卻欣喜地注視著胡適的變化。他開始南下了，先上海，後江蘇。安徽，頻繁地與政界、學界接觸，到處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雙十節前夕，上海的幾家報館約胡適做紀念文章。他因為時間緊，便寫了一首詩，題為《雙十節的鬼歌》，最後一節寫道：

別討厭了，

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

大家合起來，

趕掉這群狼，

推翻這鳥政府，

起一個新革命，

造一個好政府；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而在這一年秋季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更是直言不諱地向師生疾呼：

“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是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該談有政府主義，應該談好政府主義。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當時還鬧過一個笑話。上海有位叫朱謙之的共產黨早期理論家，正和日本回來的郭沫若合譯一部新的馬列書。他以前曾勸胡適參加共產運動，被拒絕最近看了胡適的詩文和演講，以為他思想激進了，又來勸說胡適向左轉。後來朱謙之被捕時，曾在報紙上公開過這段秘聞。

中國的許多人，不相信朱謙之會去勸說胡適這樣的自由派領袖參加革命，而胡適居然未加避諱地點頭承認

5

遙望1921年的中國，天空中充斥著各種主義的聲音。這時，一個外國人來到了北京，他是想來聽所純粹的學者們的聲音，為此，他慕名拜訪了辜鴻銘。他，就是英國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專為辜鴻銘趕來北京的，他在英國就拜讀了托爾斯泰於1906年給辜的長信。又翻閱了他的《中國人的精神》，對神秘的東方哲學充滿了嚮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錯誤。他請一位英國朋友安排這次約會，傲慢的英國人信手開了一張條子送去了，說是請老先生過來坐坐。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那邊卻一點也沒有動靜。待毛姆明白過來，主動上門拜訪時，這位倔強的老人先讓他領教了輕蔑的代價。

毛姆是坐著轎子迷迷糊糊飄進這條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過一個破敗的庭園，被領進一個低而長的房間。靠牆的書架上堆滿了書，牆上沒有擺書的地方，掛著一卷卷用毛筆書寫的對聯。毛姆恭敬地坐了下來，心想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語錄吧？

毛姆等了一會兒，那位領他進來的僕人帶來一壺茶，兩個茶杯和一聽紙菸。當他泡好茶出去時，辜鴻銘來毛姆連忙起身，辜鴻銘毫無表情地揮揮手，兩人一齊坐了下來。辜鴻銘盯著他說：

“你想來見我，真是非常榮幸。因為你們的國人只同苦力和買辦打交道，他們大概以為所有的中國人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