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並沒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錦繡。可能是村莊小，人們第一次看見吉普車，感到新鮮。過去回家時，並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場面。”③走進叔父家，院裡也滿是人。有個他稱做“老煥叔”的人，由叔父陪著，從屋裡走出來。他滿臉病容，拄著棍子，大聲喊著孫犁的小名。孫犁把他扶進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見故鄉思念故鄉，見了故鄉，卻又想到自身罹病，親人亡逝，增加了許多荒涼感，所以心情並不見好。他的收穫，是後來寫了一篇《老煥叔》。老煥叔年輕時不務正業，在外遊蕩，第一個把麻將牌引進東遼城。但他倒沒做過什麼對不起鄉里的壞事。村裡有個叫曹老萬的，幼年不耐農村貧苦，到安國藥店學徒，學徒又不成，流為一方光棍，窩娼聚賭，且又悍鷙、無賴，被同夥奉為頭目。此人把梅毒引進村內，自身被禍且不說，貽害鄉里，罪過更大。對此，孫犁引古人話說：“不耕之民，易與為非，難與為善。”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不管在哪一個行業裡，不務正業的人，都有這個特點。即此一樁，孫犁已不虛此行了。

第八章 風雪十年

不尋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還在南窗之下摘抄《顏氏家訓》，沒有想到十年動亂的禍水就要衝到院子裡來了。

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他剛剛度過了五十三週歲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體還很虛弱，十年嚴霜已經鋪天蓋地地打了下來。

在機關，他是第一個被查封“四舊”的人。首當其衝的，是他那些書。他怎麼也想不到，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這場運動，會把書作為革命物件。運動到來之前，他還按照平時習慣，給自己的書包上書皮，並在上面寫些“題識”之類的話。在《金陵瑣事》這本中的書皮上，他寫了這樣幾句話：“此等書不知何年所購置，蓋當時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內容，買來翻翻。整理書櫥，見其襤褸，裝以粗紙，寒傖如故。1966年，時已五十四歲（此指虛歲——引者）。憶鼓搗舊書殘籍，自十四歲起，則此種生涯，已四十年。黃卷青燈，寂寥有加，長進無尺寸可談，愧當如何？”①沒有等他明白過來，他已被叫到機關，參加“學習”了。

實際上，那不是學習，那是一連串毫無精神準備的不尋常的接火。

家人預感到他那些書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線裝書抱到後屋，前屋書櫥裝新書，都罩上白紙。這樣一來，反而“欲蓋彌彰”，不過兩天，機關的“文革會”就派來紅衛兵，將所有書櫥加上了封條。內弟深知孫犁愛書，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學習”回來，特別對他進行安慰。其實，當時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尚且未卜，孫犁已顧不上這些了。

再後，造反派將後屋隔斷，每天都能聽出有人在那裡捆綁舊書。隨之又來前屋抄書，孫犁的小女兒在場，她還不滿二十歲，以也是紅衛兵小將的資格問：“魯迅的書，我可以留下嗎？”

“可以。”

“高爾基的呢？”

“不行。”

於是，“高爾基”被捆走，“魯迅”得以留下。領頭的是一個水管工人，他的答對，在當時情況下，孫犁認為滿有水平。

當時孫犁有十書櫃書，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為“珍貴二等”。妻子知道書是他的性命，非常難過。看看他的臉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還以為他臨事不驚，心胸寬闊。

問他，他只說：“書是小事。”就不說什麼了。

孫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開大學紅衛兵執行，——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們走後，家裡人又自抄一次，這樣的文字差不多絕跡了。

這已經是冬天，室內暖氣被拆毀，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親朋的照片，投進了火爐。她不識字，她憑感覺知道，這些帶字的東西在目前會招禍，便照聖人“敬惜字紙”的規矩，使之乘火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卻在另外的地方儲存下來。那是1959年以後幾年間寫給冉淮舟的信。當時孫犁正在養病，要出幾種書，冉淮舟幫助他做了許多抄錄、編排和校對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對於《風雲初記》的結尾、《白洋淀之曲》的編輯、《文學短論》的選擇、《文藝學習》的補充等等方面的協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過程中寫的。孫犁說：“淮舟寫給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還給他儲存了。並不是我預見到要有什麼大的災難，是我當時感到：我身體很壞，恐怕活不長久了。”①至於他寫給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後，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