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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自己也說，這是“30年代，讀書時期，國難當頭，思想苦悶，於苦雨愁城中，一段無結果的初戀故事”②。不過，關於這段故事，還有些餘波，也一併記在這裡：一是王淑的母親曾到育德中學找過孫犁一次。想來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為女兒的終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當孫犁在同口教書的時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縣人，育德中學師範專修班畢業），給他看一張保定出的小報，上面登載：王淑隨一軍官離家潛逃，後來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這個訊息，孫犁惘然無對……但對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擔心的同時，也仍然做著好夢，為她祝福，也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麼地方，我想她現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種苦雨愁城，枯柳敗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掃而光。①

但願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談的那個“無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孫犁自己向讀者的“交心”材料。其實，他在1929年還讀初中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

他是先此兩年即1927年訂婚的，女方是本縣黃城人，姓王。那不是一個浪漫故事。說起來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緣湊巧”了。

算起來，訂婚那年，“她”——舊時農村婦女沒有名字，我們就這樣稱呼了——是十七或十八週歲，長孫犁三、四歲，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磚”的老習慣。是一個夏季的下雨天，黃城村東方向走來兩個以說媒為業的婦女，雨已經淋溼了她們的衣裳。她的父親認識其中的一位，這時正在臨街的門洞裡閒坐，便也讓她們到門下避雨，順便問道：“給誰家說親去來？”

“東頭崔家。”

“給哪村說的？”

“東遼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麼個人家？”

媒人介紹了一下，笑著問：“你家二姑娘怎樣？不願意尋吧？”

“怎麼不願意。你們就去給說說吧，我也打聽打聽。”媒人得到這爽快的回答，來回跑了幾趟，親事便說成了。

按照舊式婚姻的風俗，新郎新娘的首次會面，應該在拜過天地，新郎為新娘揭去頭蓋之後。但是孫犁卻在結婚以前見過了他的未來的新娘。這個禮俗上的小小“改革”，給這場舊式婚姻增加了一絲“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雙方心理上的滿足和默許。

下面就是孫犁記述的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定婚後，他們村裡唱大戲，我正好放假在家裡，她們村有我的一個遠房姑姑，特意來叫我去看戲，說是可以相相媳婦。開戲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戲臺下等我。她拉著我的手，走到一條長板凳跟前。板凳上，並排站著三個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著大辮子。姑姑叫著我的名字，說：“你就在這裡看吧，散了戲，我來叫你家去吃飯。”

姑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看見站在板凳中間的那個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從板凳上跳下來，走到照棚外面，鑽進了一輛轎車。那時姑娘們出來看戲，雖在本村，也是套車送到臺下，然後再搬著帶來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戲的。①就這樣，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個“月下老人”。結婚以後，“月下老人”常拿這件事和侄媳婦開玩笑，侄媳婦卻笑著說姑姑會出壞主意。

當地的習慣，結婚後的農曆年節，要去住丈人家，這在那時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與金榜題名相等。因為是“嬌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著玩。在正月，也許是一起摸紙牌，也許是圍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在這樣的場合裡，“嬌客”縱然風流不似怡紅公子，論起尊貴，卻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焉”。

但是孫犁對這些事全無興趣。岳家外院有一間閒屋，裡面有幾部舊書，也不知是哪一輩傳下來的，滿是灰塵。孫犁不管這些，他把書抱回屋裡，只管埋頭去看，別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動。這樣一來，村子裡對這位“嬌客”有了兩種看法：老年人誇，說他到底是個唸書人；姑娘們罵，說他是個不合群的書呆子。

書呆子自有書呆子的見識和主張。結婚後，他教妻子認字。有一天，他指著洞房裡貼著的“天作之合”四個字教她認。她果然很有慧心，點頭笑著說：“真不假，什麼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裡來！”

妻子對孫犁的幫助也很大。他曾鄭重地說：他的語言最早得自母親，母親的語言對他的創作影響最大。母親去世後，就是他這位少年結髮的妻子了，“她的語言，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