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之輩勤勞養家，當然，地方父老一般都是本地的有錢鄉紳，這些人一般都是有不少產業，這些產業裡面都是缺少人手。地方有閒人豈不是太浪費了。

在江南，指望農村的出來多少流民去做工並不現實，一來是鄉下都是世代傳下來的豪門巨紳，佔地極廣，地方上的農民大多是這些人的佃戶和僱農，受到他們的庇護，這麼多年傳了下來之後，雙方不光是地主和佃戶的關係，而是形成了一種類似南北朝世家豪門對待族人的態度，輕易不會驅逐或者剝奪佃戶的耕地。

再者江南土地肥沃，雖然田賦也是天下最重，可農民們剩到自己嘴裡的還算是不錯，最起碼吃飽問題不大。和北方的農民遇到些風吹草動的天災人禍，就活不下去不一樣。農民們是最不願意離開自己相依為命的土地，可是手工工場和各種工商業需要人手勞力，這是極為巨大的矛盾。

常有文人的筆記言道：本代刑法之酷烈勝於暴秦，常常是一點小罪農民就會被剝奪種地的權利，流落街頭，然後被“不許浮浪”的規條和鞭子逼去做工。

偏偏中國的農民大部分還是樸實善良的，輕易不會有什麼錯誤非得要官府解決，這下子許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貧窮省份，他們總是這麼想，如果是把路引之類的政策革除，那麼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業靠著工錢和魚米之鄉的美譽，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過來做工。這就是各級官員為什麼如此積極的上書革除路引之政，而且內閣六部的大部分大臣還非常支援的道理。

不過，他們這麼想，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出身的官員可未必願意，他們那裡也就是西安府，成都府還有昆明府有類似江南的情況，其餘絕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飯的種地為生，若是開了路引，想必人們都是朝著富庶之地流動，若是田地無人耕種，地方上民生凋敝，那自己豈不是要被家鄉父老指著脊樑罵街。

這看起來倒好像是現在那些為了自己的選區爭取利益的議員們，不過根子上有許多的不同，天下間不管是大明還

，倭國，大凡是官場都有各種各樣的派系存在，比如場就是由同鄉，同年之類的劃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鄉，往往一個官從科舉或者什麼別的途徑進入仕途，他最親近的就是同為鄉親的那些官員。

同理官員們總是願意照顧和自己同鄉的那些後進，這裡面又有很多人在家鄉做官，這些官員往往都是當地的鄉紳地主的子弟，如此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有盤根錯節的巨大關係網，凡是觸動這個關係網利益的舉動，每一個相關的官員都是全力的阻止，或者全力的支援。

以陝西為主的一派官員雖然是人數少，但都是在嘉靖皇帝清洗京城時候的主力干將，也是興獻王府殘存的舊人們最集中的一個派系。

不過，另一派卻等於是文官的大多數和南方的勳貴們，皇帝的大權獨攬也是相對的說，必需要照顧朝堂上各派的利益和意見，居中調和，這一次卻是牽扯到各派的核心利益，雙方每天在朝野之中或者是朝廷上激辯，或者是在民間各個書社大肆寫文宣揚。

從前的矛盾是北方的京師商團佔據了全天下大多賺錢的資源，南方那些沒有撈到便宜的官員自然攻擊，當時稱之為“南北之爭”，現在南派和北派的爭奪在檢地案之後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陝西一派官員為主的‘西黨’和東南半壁出身為主的官員為主的‘東黨’之爭。

嘉靖皇帝雖然有心機，可並不是一個勤勉的皇帝，而且他也真的是喜歡道教方士的那一套，本以為清除了‘京師商團’這一些人之後，朝政上下都會聽從自己的命令，自己安插幾個信得過的大臣，然後繼續安樂就好了。

沒有想到卻是一個這樣的局面，什麼天下大義，什麼聖人之說，看起來都是比不過孔方兄的金光燦爛。

最近西黨上了一個摺子，摺子上面避而不談什麼路引，反倒是說東南富庶，理應加重商稅的額度，好補貼西北這些貧瘠之地。這個摺子一出，東黨那裡肯讓，立刻說是，檢地案之後，東南不管是官宦勳貴，都沒有庇護刁民不繳稅的事情，而且即便是有官身的人相關的產業，也都是一概交稅，沒有什麼遺漏的地方，若是再加稅，那可就是實實在在的與民爭利了。

坐在御書房之中的嘉靖皇帝看著摺子，苦笑不已，他有些明白當日的黃錦，陸炳這些人倒也不是為了謀權篡位才作出那些事情，估計也就是為了錢糧而已。想到這裡，嘉靖把手中的摺子丟在桌子上，笑著說道：

“這些人不管是西邊還是東邊，給朕的摺子上面都是寡人聖明無比，必然慧眼看出其中關竅，不過西邊說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