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偷竊與“揩油”行為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辦法應當是正確教育，建立制度，不咎既往，杜絕今後。二是慎重而嚴肅地處理工會經費、福利事業與合作社中的貪汙浪費問題。處理這些問題的基本原則是既要徹底弄清是非，認真向群眾交代，又不要打擊幹部的積極性，傷害許多可以改造與挽救的幹部。三是對有貪汙行為的職員與技術人員，要採取團結爭取多數、孤立打擊少數的原則，並根據其技術高低和作用大小加以區別對待。四是工廠中的貪汙現象比較普遍，必須有重點、有意識地檢查貪汙和搜捕大貪汙分子，防止盲目地泛泛地進行。五是在工廠進行“三反”，其內容較機關更為複雜，而幹部條件又相對較差，因此要特別注意有準備有步驟地展開，不能機械地照搬機關的那一套做法，不能簡單從事、限期完成。

在*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的具體安排和領導下，到1952年3月3日，上海市已有157個國營、公營和公私合營的工廠進行了“三反”鬥爭。這些工廠共有職工135187人，包括13720名職員。貪汙行為主要發生於職員和工廠管理者中，共查出貪汙1000萬元以下的4596人，佔職員人數的30％；貪汙1000萬元以上的主要是工廠的高階技術人員、專家及留用的廠長。

尤為觸目驚心的是，上級組織派到工廠去工作的黨員幹部，包括軍代表、軍管專員、廠長、科長，甚至黨委書記、支部書記，也有相當一部分淪為貪汙受賄分子和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有的甚至淪為惡霸。例如上海市國營第二印染廠軍代表陳琦，把家鄉的地主、商人、反革命分子介紹到廠內充任職員，營造私人勢力，成為工廠一霸，貪汙、浪費、腐化、揮霍，為所欲為，已經完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公私合營的實生橡膠廠，從副廠長到廠黨支部書記等9名共產黨員，全被代表私營股東的副廠長顧方千拉下水，變成了資本家的傳聲筒。

上海市在國有企業中開展的“三反”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毛澤東批示將上海市委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及所屬各大城市黨委，要求他們“參照辦理”。

華南分局隸屬於*中央華中局領導。1949年7月，*中央為了加強對廣東、廣西地區黨政軍工作的統一領導，決定組建新的*中央華南分局。8月1日，中央任命葉劍英為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陶鑄為第四書記。

中央決定開展“三反”運動後，葉劍英堅決貫徹，立即領導開展了華南分局、特別是廣東省的“三反”運動。1951年12月21日，葉劍英在廣東省和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聯合舉行的會議上，作了題為《在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基礎上厲行節約，增加生產》的動員報告。他說，“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向全國人民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中心任務。這一任務在目前來說，是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抗美援朝勝利的中心環節；從長遠來說，是積累資金，進行經濟建設大業，按計劃、大規模、快速度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根本方法；從思想改造來說，是肅清舊社會餘毒，避免剝削階級思想對我們幹部進行腐蝕的有效辦法。應當指出：增產節約，最大的敵人是貪汙浪費與官僚主義。要進行增產節約的工作，只有放在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基礎上，才能成功。”　。　想看書來

“務將一切貪汙分子追出而後止”（6）

1952年1月2日，華南分局召開第60次常委會，葉劍英、方方、陶鑄、古大存、黃永勝、易秀湘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會上，葉劍英再次作了動員，他說：“一些同志進城兩年來，用度不檢點，送禮有些馬馬虎虎收下了。真正用不義之財去搞家當是很少的，但失檢點的則是不少的。”

戎馬一生的葉劍英，把組織政治運動當作指揮作戰一樣進行，有條不紊，部署周密。“第一步，先從黨內著手，先從自查開始，這是進行政治運動的一貫做法。”“第二步，指揮作戰，這是一個關鍵。現發現貪汙的很多，其中大部分是舊人員，於是有些同志安慰自己，以為共產黨員貪汙的少。但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標準應比他們高。”葉劍英嚴厲警告說：“所以要注意的是我們的一些指揮員，渾水摸魚。只要自我批評，坦白出來，給以適當處分，解除精神上威脅，然後集中一切力量，一致對敵。”

當時廣東省社會各界對“三反”運動存在著一些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有的*人士認為，搞“一反”（反貪汙）還可以，其他“二反”大可不必；有的機關幹部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