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杭一帶，於是，童貫就來到了杭州。去辦這趟差使，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童貫知道宋徽宗酷愛書畫藝術，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會受到寵信。童貫不愧是富有經驗而又深諳人情世故的官場老手，他的分析是極有道理的，藝術家往往不顧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於腦後了。童貫在蘇杭一帶把先朝名畫和時人傑作源源不斷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飽眼福之後，對這位使者的盡心盡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貫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個奸詐狡猾的投機分子，在宋神宗時，他投機於變法派，後來，司馬光當權，罷除新法，當時職開封府的蔡京又積極響應司馬光，迅速廢除了新法，由此獲得了司馬光的賞識。在紹聖年間，哲宗又恢復新法，###上臺得勢，蔡京就又積極支援新法。這條行為無一定之軌的政治“變色龍”終於在徽宗剛剛即位時被向太后趕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貫此次來到杭州，便與蔡京交接起來，沒想到竟是一見如故，臭味相投，童貫就想借此機會薦舉蔡京。

蔡京書寫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於書法，還通繪畫。在中國的書法史上，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蘇指蘇軾，黃指黃庭堅，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後人因為蔡京是奸臣，不願把書法家這一桂冠套在他頭上，往往把他換成姓蔡的另一個人。童貫就利用蔡京的這一特長，每次送給徽宗的書畫中都帶有蔡京的作品，並附上吹噓蔡京的奏章。徽宗見了蔡京的書畫，本就喜歡，再加上童貫的吹捧，就決定拜蔡京為相。正巧，朝內新、舊兩黨爭鬥不休，徽宗即借調和兩黨關係之因由，罷免了宰相韓彥忠，於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為宰相。

蔡京當了宰相後，又打起了變法的旗號，恢復了熙寧、元豐年間的所行法令，連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問題，蔡京也極力主張改革，同時，對於舊黨一派的所謂元祐黨人則大加迫害，把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為奸黨，由宋徽宗親自書寫，刻於石上，置於皇宮的端禮門，稱為元祐黨籍碑。把其中活著的人貶到偏遠窮困的山區，對已死者也追貶官職，連蘇軾的文集也下令焚燬。後來，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間主張恢復舊法的人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於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黨人”，甚至連章惇這樣的變法激進派也被蔡京視為“黨人”而加以攻擊。至此，從神宗以來的朝廷黨爭惡性發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藝術家與政治家（3）

元祐黨籍碑

蔡京因童貫的極力薦舉而得以再度為相，當然對童貫感激不盡，再加上宋徽宗對童貫恩寵有加，於是，兩人心照不宣，互為表裡，從此狼狽為奸。蔡京在當上宰相後，除了鎮壓“元祐黨人”，還立刻策劃對西北用兵。當時，作為將軍打仗，是個非常危險的苦差使，但作為太監去做監軍，卻是個既能立功又能撈軍權的美差。這樣，蔡京就極力薦舉童貫做監軍，說他一來對皇上無限忠誠，二來智勇雙全，三來對陝甘一帶的情況十分熟悉。於是，徽宗便派童貫為監軍，命王厚為大將，率十萬人馬出征。

軍隊剛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宮廷裡突然發生了火災，徽宗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戰，就派人火速追到軍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貫邀功心切，不願就此停止前進，看完手諭之後，立即塞進靴筒，別人問是什麼事，童貫撒謊徽宗遊青樓閣

說：“皇上命我們快點進軍，以便早日取得勝利。”童貫這次出征，竟然收復了四座城池，可算是為朝廷立了大功，也為朝廷大火衝了晦氣。因此，他被提升為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觀察使在當時是一項特殊的榮譽，以太監身份兼任此職，就始自童貫。不久，童貫竟又升為武康軍節度使。

宋徽宗對童貫的巧於奉迎十分滿意，尤其對他善於蒐羅書畫，供己玩賞，更是感激不已，因此，對他的恩寵有增無減。後來，徽宗又想授予童貫以開府儀同三司的權力，蔡京就以前朝無此先例為由，表示反對，並拒絕草詔，弄得徽宗沒了辦法。原來，這時的童貫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專橫跋扈，視朝中若無人，選拔以及降黜軍官，全憑個人的主觀好惡，根本不向朝廷請示。他這種專權的做法，不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對，連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脅。因此，當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權力時，蔡京便出頭作梗了。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對並不能阻止徽宗對童貫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1111年，童貫被任命為檢校太尉，徽宗想讓他出使契丹，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