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去請孟嘗君來。這時樗裡疾已死，無人反對任用孟嘗君，於是，他就派遣使者，帶了十輛車馬、百斤黃金，用迎接丞相的儀式去迎接他。

馮諼一看計謀奏效，立即返回齊國，來不及報告孟嘗君，就直奔臨淄求見齊王，他對齊王說：“人才是齊、秦兩國爭霸的關鍵，誰得到了人才，誰就可以稱雄天下，據有諸侯。我在來臨淄的路上聽說秦王已秘密派人帶十輛車馬、百斤黃金來迎孟嘗君去秦國當丞相，如果真的是這樣，齊國豈不是很危險了嗎？”齊王一聽十分著急，忙問馮諼該怎麼辦，馮諼說：“大王如能恢復孟嘗君的相國職位，再多賞田地財物，孟嘗君一定會感激您，就不願再去秦國了。即使秦國想來接，總不能硬搶人家的相國吧？大王如果遲疑不決，就怕來不及了。”齊王還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聽。恰巧秦國的車馬迎面而來，那被派去的人連夜趕回臨淄，向齊王報告。齊王一聽是真的，可著了慌，立刻下令恢復孟嘗君的相國職務，又多賞了一千戶的土地，並馬上接他來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達薛城，恰好齊王的命令也到了，他們不好硬搶，只怪自己來晚了一步！至此，孟嘗君的政治“三窟”已營造完畢，可以高枕無憂了。齊國不要了，可以去秦國，秦國不要了，最不濟也可到薛城去獨善其身。真是搶著的瓜甜，分著的飯香，秦王這一搶，可就奠定了孟嘗君在齊國的穩固地位。至於孟嘗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為國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關鍵是使齊王看清了孟嘗君不是想當國君，否則，他願去秦國幹什麼呢？既然齊王消除了這點疑慮，孟嘗君在政治旅途上潛在的危險也就沒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穩當，併成為善於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實，孟嘗君無非是為了保住他在齊國的位置，真讓他到秦國去，他未必願意，“反認他鄉做故鄉”，總是無法讓人從心裡接受，況且他也不會最終贏得秦人的信任。孟嘗君在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運營術中，最妙的當然不是他經營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權，並越來越牢固。如果僅僅是為自己預備好了一處位置或是一條退路，那就僅屬下乘的權謀了。軍事戰術上的“背水一戰”與政治權術上的“退路千條”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鮮明對照，反襯出了軍事作戰以勇勝、政治經營以謀勝的不同特點。有勇無謀的匹夫只能是一個戰士，而有謀無勇的智士卻往往可以成為所謂的政治家。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現象似乎在表明一個問題：中國傳統的政治似乎只是權謀之術的副產品，而不是各種政治觀點、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針的顯現。如果真是這樣，哪怕具有這樣的成分，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不是就顯得太卑微、太輕浮了呢？

“仁者”的忍術（1）

中國人的統治經驗在世界上可以說是遙遙領先的，這是因為中國立國久遠，且中國人又以“治人”為樂，所以每朝每代都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別的野史雜傳且不說，單說所謂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夠一個聰明的讀書人來讀一輩子的了。舉出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獨到之處都會令別的民族瞠目結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歷史經驗，但中國人把虛偽二字運用得如此爐火純青、妙到毫巔，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歷史經驗之列。不過，虛偽之術確實幫了統治者不少忙，為他們沽名釣譽、鞏固權勢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哪一個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對仁義道德、崇尚虛偽奸詐的大旗，連被稱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貿然做皇帝，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已，他還是懼怕道德和正統輿論的力量。然而，統治者們卻又不得不為自己的利益經常幹一些道德敗壞、殘忍無情的事，於是，虛偽就成了他們的法寶，他們既不擇手段地達到了目的，又樹立了無可非議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夠成功運用虛偽之術的是春秋時期的鄭莊公。《春秋》在記載這件事的時候第一句話就說“鄭伯克段於鄢”，極其明確地定了這件事在社會倫理方面的性質。鄭伯，是指鄭莊公；段是指鄭莊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這句話裡，最有學問的用字是“克”，本來君主殺臣下，用“徵”、“伐”、“討”、“誅”等字均可，唯有這“克”字，既表現了平等對敵，又表現出高明的手段。鄭莊公本可光明正大地###他的弟弟，但他卻陰設陷阱，沽名釣譽，其陰毒虛偽因一“克”字而躍然紙上。《春秋》一書往往在記載歷史事實的時候暗寓褒貶，在不露聲色中給予褒揚和抨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

不過，在春秋時期，周朝以來的禮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