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費爾特卻安然無恙。根據白宮的談話錄音顯示，在長達四個月的時間裡，費爾特都沒有被列為懷疑物件。格雷即將到參議院參加批准任命聽證會，以便被正式任命為聯邦調查局局長，但是他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由民主黨佔據多數的參議院，而民主黨人正因水門事件而怒氣沖天，因此他的提名很可能無法得到批准。費爾特知道，如果格雷的任命遭到否決，格雷將會推薦他來作為繼任者。此時，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已經無法被遏止，而費爾特卻贏得了他官場生涯的一個重大勝利，並有可能成為聯邦調查局的掌門人。

但是費爾特也面臨著一個障礙，儘管這個障礙對他構成的威脅並不大，那就是將近兩年前被胡佛解僱的威廉·沙利文。根據費爾特的判斷，他的這個老對手正在積極地與尼克松政府的要員交往，並且已經被列入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候選人名單之中。費爾特擔心在政治上溫順馴服的沙利文將使聯邦調查局陷入腐敗的泥潭之中，而這正是“深喉”一直以來所堅決反對的。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費爾特向《時代》週刊透露了基辛格對新聞記者和決策者實施電話竊聽的有關細節，這樣，當格雷在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他肯定會被問及此事。雖然格雷與此事毫無關係，但是沙利文則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麼在眾目睽睽之下，沙利文成為聯邦調查局掌門人的希望就只能歸於破滅。

但是這一次“深喉”卻失算了。包括費爾特在內，知曉基辛格電話竊聽一事內幕的人不過###個人而已，而費爾特卻是其中唯一未參與其事的人。於是，費爾特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洩密的頭號嫌疑物件——無論是對於電話竊聽一事還是對於水門事件而言都是如此。2月28日，尼克松和霍爾德曼在談及費爾特時，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將他視為水門事件的洩密者，從而使得費爾特喪失了任何得到晉升的機會。而事實證明，沙利文與白宮的聯絡本來並沒有費爾特所認為的那樣緊密，而費爾特的這一舉動事實上卻使得沙利文拉近了和白宮的關係。

費爾特的雙重身份所導致的壓力已經開始顯現。在5月16日的車庫會面中，他警告伍德沃德“每個人的生命都正在面臨危險”，隨後伍德沃德又將之轉告伯恩斯坦，並解釋說危險來自於“中央情報局”。在水門事件中，費爾特從未向他們確切解釋過他對中央情報局的恐懼，只是告訴他們：“種種掩蓋真相的行為其實與水門事件並沒有多大的關聯，而主要是為了掩蓋美國情報系統所從事的一些秘密行動。”

現在，整個事件又重新歸結到了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馬克曾經在他的書中提了出來，卻並沒有予以回答，即為什麼會有人冒險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這樣一個在主要競選過程中並不十分重要的組織總部呢？當時，絕大部分調查人員都認為這次竊案與共和黨試圖刺探民主黨的競選情報有關。但是這一推斷很難令人信服。如果要進行刺探，其時機也應選在即將於邁阿密召開的民主黨大會落幕之後，因為到那個時候，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才會開始積極地行動起來，支援民主黨候選人參與競選。不管怎樣，這些夜盜者應該是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神經中樞，例如主席勞倫斯·奧布萊恩的辦公室進行竊聽，而不應該選擇總部內部他們被捕的那些相對更為偏僻的房間。

這些夜盜者也許是在搜尋一些不為人知的桃色醜聞。1972年5月28日，他們第一次闖入水門大廈，併成功地安裝了竊聽裝置。而在此前一個月，華盛頓的一位律師菲利普·貝利剛剛被捕入獄。他是許多應召女郎的代理人，並且與民主黨的頭面人物有聯絡。當年7月，在貝利因違反《曼恩法案》（該法禁止運輸婦女跨越州界從事賣淫活動）而被檢方起訴之後（後來他也的確因此項罪名而被判服刑），《華盛頓星報》刊登了一篇報道，指出他與華府應召女郎的圈子關係密切。幾天之後，這些夜盜者便因再次潛入水門大廈而被捕，這一次他們隨身攜帶著額外的也許是用來替換原有裝置的竊聽器，以及一把桌子抽屜的鑰匙。時間上的巧合也許暗示著這兩個案件之間的關係：水門竊賊所竊聽的那個偏僻房間，也許就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內由高階妓女提供性服務的場所。

約翰·奧康納補遺（6）

從庭審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出，檢察長希爾伯特試圖誘使水門竊案的嫌犯在作證時表明，他們行竊的目的——也許有些竊賊也並不清楚——是因為亨特出於獲利的目的，因而希望能夠探知其競爭對手個人的一些“下流行徑”。從一開始便負責竊聽事務的艾爾弗雷德·鮑德溫作證說，他對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內工作的亨特的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