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民族崛起於世界的東方，而是為了保住大清王朝，保住甚至擴大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團的權勢。正因如此，清末新政從啟動的那一天開始就充滿了矛盾，使得很多好的改革舉措無法實施。 比如，清末新政廢除了科舉考試，提倡舉辦新式教育，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　1904年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依然要求培養“忠君”、“尊崇孔教，愛戴大清”的“子民”，忠君教育始終是清廷不肯放棄的一條底線。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跌倒在變革的路上（4）

再比如，資政院和諮議局的創設本是為了廣開言路，為憲政做準備工作，可是，清廷卻愈加嚴格地控制人們的言論。當清朝宣佈接受立憲思想的時候，作為響應，中國的知識界要求召開國會。梁啟超還在日本東京組織政聞社，促進憲政運動。按說，這是一種正常的互動，但清廷卻對此十分害怕，警告人們不要議論政治，“紳商不得干預立憲”，甚至要求人們不得公開發表演說，同時指出，主權仍然屬於皇帝，決策權仍然在朝廷。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庶政公諸輿論，而實行庶政，裁決輿論，仍自朝廷主之”。由此可見，儘管是在改革時代，專制政體依然懼怕民意，懼怕輿論。而所謂的“公諸輿論”，不過是裝裝樣子罷了，一旦人們真的行使“參政議政”的權利，專制政府就會立即露出真實的醜惡嘴臉，打壓言論自由。

在“立憲”這個問題上不尊重民意，剩下的一條路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悶著頭自己搞。殊不知，沒有輿論的推動，統治階級內部的政體改革就缺少了必要的壓力，所以就動作緩慢，1905年派大臣出洋考察立憲政治，結果到了1911年才成立一個所謂的“責任內閣”，而這個內閣便是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它的13名內閣成員中，漢人只有4名，滿人卻有8名，而這8名滿人中，皇族又有5人。也就是說，這個內閣成員絕大部分是滿人，而滿人中又以皇族為主。至此，清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本意暴露無遺：他們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不過是在借“立憲”之名集權於皇族。政治體制改革的精髓就是“分權”，可是，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非但不“分權”，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權之實。這樣的改革，怎能不遭唾棄？不改革不行，改革得太慢也不行，打著改革的旗號騙人更不行。腐朽的晚清皇族可能至死都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深刻理解這番道理的任務就落到了今人的身上。

清廷不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擠壓人們參與改革的空間，而且還在經濟上剝奪民眾分享改革成果的權利。改革需要大量的資金，可是，清廷在宣佈實行新政時並沒有足夠的啟動資金。它籌集資金的辦法就是榨取——以強制捐獻和額外稅收等名目榨取公眾的錢物。這樣，改革的“陣痛”大部分由老百姓承擔了。許多百姓因此流離失所，成了遊民，這些遊民最後成了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要數保路運動。1911年5月，清廷以“鐵路國有”為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築路權收歸“國有”，然後又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此種公然侵害民眾權益之事自然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抗，於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在與清廷交涉無果的情況下，領導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團結廣大民眾，對清廷施加壓力。他們巧妙地把經濟目的和政治權利聯絡在一起，要求清廷遵守當初的許諾。在1901年的新政詔書中，光緒皇帝明確表示“鐵路準歸商辦”，可是現在，清廷竟然又說鐵路必須“國有”了，這等於剝奪了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權利。當年的新政詔書還宣稱“庶政公諸輿論”，可現在，民眾的輿論明明要求清廷收回不合理的命令，可清廷就是不接受。保路同志會在成都設祭壇，焚香祭奠光緒皇帝，以此來給清廷施加政治和道德壓力。可是，清廷依然置民眾的合理要求於不顧，拒絕與保路同志會協商解決。清廷的粗暴做法導致衝突升級，保路同志會於9月1日做出了抗稅的決定，而清廷則下令*保路運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了蒲殿俊等9名保路同志會會員，還槍殺了數百名請願群眾。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憤怒，同盟會的龍鳴劍、王天傑等人藉機掀起了武裝暴動，四川局勢由此不可收拾，這時清廷才答應給鐵路投資者以足額賠償，但為時已晚。起義活動四處蔓延，當局根本無法控制。清廷只能從湖北調軍隊前往四川*起義，結果恰在此時，湖北又爆發了武昌起義，大清朝由此轟然坍塌。txt電子書分享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