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長城，進圍北京，袁崇煥聞訊後星夜馳援京師。不料，中了皇太極反間計的崇禎皇帝卻以為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要出賣京城，就逮捕了袁崇煥，隨後於1630年農曆八月十六將其凌遲處死。

值得一說的是，在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之際，京城的百姓不但不同情“袁督師”，反而“以錢爭買其肉，生啖之”，“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崇煥肉悉賣盡”。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可以說是崇禎朝最大的冤案，當年的群眾明白真相嗎？顯然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他們還助紂為虐，覺得袁崇煥被活剮仍不解恨，還要生吃其肉。我常想，面對著“不明真相”的群眾，臨死之際的袁崇煥會做何感想？他當然知道，在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之時，對他感激涕零、心存愛戴的也是這些群眾。轉眼之間，“袁督師”忠心報國的一腔熱血猶在，而曾經擁戴他的群眾卻因“不明真相”便由愛生恨，非要生啖其肉不可了。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還能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當然不能。

有此一例，便足以證明歷史上確有“不明真相的群眾”存在。既然“古已有之”，那麼現在依然存在也就不足為怪了。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針對群眾所出現的兩種說法（“眼睛雪亮”說和“不明真相”說）呢？就這個問題，我覺得法國思想家勒龐的觀點值得重視。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指出，群眾具有衝動、易變、偏執、極端等心理特點，他們總是傾向於把複雜的問題轉化為簡單的口號和激昂的情緒，因此，約束個人的道德和法律會在群情激憤之時失效，“孤立的個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燒宮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行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赴義，成就英雄壯舉”。所以，群眾運動“兼有殘忍和崇高兩種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時候，能起到“道德淨化”的作用，而殘酷的時候，則“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對軟弱可欺者冷酷無情，無所不用其極”。對照袁崇煥和郭嵩燾的遭遇，我覺得勒龐的這一理論十分正確，袁和郭正是在成為弱者後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殘忍對待，“無所不用其極”。

知曉了勒龐的學說後，我們就該明白，任何企圖給“群眾”做單一定性的說法都是不可靠的。群眾是善變的，“眼睛雪亮的”是他們，“不明真相的”有時也是他們，兩種說法都成立，關鍵就要看事件發生時的具體情況，正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明乎此，我們既不必為“眼睛雪亮”說而沾沾自喜，也不必為“不明真相”說而耿耿於懷。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構建一種好的制度，營造一種和諧的社會氛圍，從而促使群眾運動更多地表現出“崇高”的一面，而不是展現其“殘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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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官場是如何爛掉的

唐朝貞觀年間，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建立了一個精幹、廉潔、高效的政府系統。經貞觀初年的機構精簡，房玄齡、杜如晦將京官由原來的2000多名裁減為643人。同時，針對因州縣設定劇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狀況，對地方行政機構也“大加並省（裁減）”，裁併了許多州縣。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員和機構精簡，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礎。同時，初唐時期的官場很講正氣，官員大都比較清廉。魏徵死的時候家無餘財——他把所得的賞賜全用於賑濟災民了。中書令岑文字住的房子又小又溼，家裡同樣清貧。有人勸他經營一點產業，他卻說，我沒有什麼功勞，僅僅因為能寫文章就當了這麼大的官，這已經很讓我擔心了，我哪裡還有心思經營產業？尚書右僕射、歷史上有名的帥哥溫彥博同樣不治自己的家產，他死的時候，家裡連體面一點的弔喪場地都提供不出來。由此可見，貞觀時期確實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後期，官員就開始結黨營私，出現了有名的“朋黨之爭”，官場*亦在所難免，隨之又有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之弊。種種弊政之下，曾經的大唐盛世日漸衰落，最終坍塌。

精簡過的政府機構是如何變得機構臃腫、冗員充斥的？曾經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是如何變得*汙濁的？曾經的好制度是如何變味的？這一切顯然值得思考。

這事還要從科舉制度的變味說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透過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的。在當時，科舉制度是一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它打破了門第界限，給底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