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雄踞詩歌藝術的巔峰之上，握手言歡；而他們的詩篇更是穿越千年，被人們反覆吟詠。

或許，歷史本來就這樣：攻城略地的從來都是兵戈，而征服人心的卻只能是文化藝術；兵戈因屠殺而生鏽、腐爛，而文化藝術卻因啟迪心智而熠熠生輝，永載史冊。

晚唐的“權力偏房”

在中國的帝制時代，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不過我們也必須清楚，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法，與史實不完全吻合。如果認真翻閱中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真正能把軍國大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皇帝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的皇帝都避免不了大權旁落的悲劇，還有一些皇帝為此喪了命。針對這種情形，晚清時的著名學者郭嵩燾有過這樣一段論述：“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番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權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燾明確指出，皇帝的權力實在太大，不管願不願意都得與他人“共享”（天下大事那麼多，皇帝一個人根本管不過來）。這些與皇帝分享權力的歷代政治勢力，堪稱中國政權譜系中的“偏房”——他們有其實無其名，手中握有實權，可在理論上卻沒有治天下的“正式名分”。沒有正式名分，就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偏房”們往往更貪婪、更無恥、更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燾所說“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之語，符合唐朝前期的狀況，用於晚唐則不符。晚唐時，后妃的政治勢力已大不如前，倒是宦官的勢力日甚一日，成了名副其實的“權力偏房”。

唐朝最有名的宦官大概要算高力士，他是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貼身侍衛。晚年的李隆基沉湎於享樂，這給善於拍馬屁的高力士以極大的弄權機會。作為皇帝的“身邊人”，高力士威懾朝野，連太子李亨都喚他“二哥”，公主駙馬們甚至尊稱他為“老太爺”，可見其權勢之大。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皇帝對在外統兵的將領愈發不信任，於是就發明了“監軍”制度，派自己的“身邊人”宦官到軍隊中做監軍，表面上是為了幫助軍隊解決困難，實際上是監督軍事將領及軍隊的作戰行動，防止叛變。監軍系統置身於軍事系統之外，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

“監軍”制度實施之後，宦官系統開始走出皇宮，插手軍事。宦官們雖然不懂軍事，但卻可以透過“告密”的形式陷害軍事將領。著名大將高仙芝和封常清，因為沒有滿足監軍宦官邊令誠的勒索，邊令誠就誣告高、封二人謀反，致使二人被朝廷處斬。

由於可以左右將領的生死，宦官監軍在軍中的勢力開始坐大。他們把健壯驍勇的戰士選拔出來作為自己的衛隊，而把剩下計程車兵撥給將帥。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了，宦官監軍立即派人飛馬回長安彙報，功勞歸宦官監軍；如果作戰失敗，他們就被罪責歸於將帥。這樣自私貪婪的監軍非但不能防止軍隊叛變，反而會把軍隊逼得不得不叛變。

軍隊越叛變，皇帝越信任宦官監軍，宦官監軍越胡作非為，軍隊就越容易叛變，晚唐的政局由此惡性迴圈，一發不可收拾。唐憲宗李純根本就不相信宦官會誣陷大臣和將領，他誇口說，宦官不過是家奴而已，差使他們辦事只是為了方便，他們怎麼敢誣陷大臣和將領呢？如果他們敢違法亂紀，拔除他們就像拔掉毫毛一樣容易。可實際情況遠沒有這麼簡單。早在唐德宗時期，宦官就已經控制了皇家衛戍部隊“神策軍”，此時的宦官雖然名義上還是皇帝的家奴，可實際上他們已然控制了皇帝的生死，控制了朝政。曾經誇下海口的唐憲宗李純最後被宦官陳弘志謀殺。臨死之際，李純可能才明白，主人和家奴之間的關係有時是會發生逆轉的。

從唐憲宗開始，唐朝以後的皇帝不是為宦官所殺就是為宦官所立，總人數達11位，時間近百年。所殺所立的史實均說明，晚唐的皇帝是傀儡，倒是名義上的家奴——宦官集團——成了皇宮中的真正主宰。曾經輝煌一時的大唐王朝，至此內困於宦官，外困於藩鎮，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沒落。

晚唐的政局比較典型地演繹了宦官集團從家奴轉變為主子的全過程，很好地說明了“權力偏房”一步步地坐大，最終反客為主、操控皇帝的歷史邏輯。需要指出的是，“權力偏房”一旦養成、坐大，它就會成為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很難輕易剔除。唐文宗李昂不甘於做宦官們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