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號自己家中，安頓下來，慫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適對此有切膚之痛，又聽說山東濰坊來的復旦大學高材生沉櫻女士小名也叫“娟”，與自己未成正果的戀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這對鴛鴦，實在於心不忍。但違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聯絡北大史學系主任、梁的嶺南大學恩師陳受頤，一起去說服這位雪萊式詩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聽勸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決心，胡適不能望其背項。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門”，（與胡、陳兩教授一起）坐上證人席，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後法院判決梁宗岱敗訴。但這顆“自由的種子”還是堅決不認何氏為自己妻子。最後在胡、陳等諸多同事的調解下，付了數千元賠償費給何氏，辦竟法律離婚。熱鬧一時“梁宗岱婚變案”劃上了句號。胡適這時貌似一反昔年支援徐志摩、陸小曼兩個二婚戀人結婚的立場，公開站在江冬秀一邊，參與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

兩做月老誤兩家，一部自傳留人間（2）

梁宗岱婚變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親筆寫信委託我與受頤為全權代表後，昨夜受頤報告與宗岱代表朱孟實談判結果甚滿意……下午兩點鐘，孟實來了，我們三人把商定的條件寫出來，梁夫人簽了字，由孟實帶回去，請宗岱簽了字，仍送給我儲存。

條件如下：

（1）須法律離婚。

（2）訴訟費歸宗岱擔負。

（3）法律判決之撫養費，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與何氏。

（4）另由宗岱付給何氏生活費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議離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無賴，不理此事，就致訴訟。結果要費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譽大受損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梁宗岱婚變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陰影，胡適的調解實質上是幫這位年輕人的。因為“名譽大受損失”，暑假過去了，胡適對他就不續聘。宗岱與沉櫻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聲卻是：抗戰勝利後，這對自由戀愛，從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愛）。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終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感情婚戀缺乏瞭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執著地去辦好事，再顯霸氣的是為她僅有一個親侄江丕瑩擇偶的事了，可說是“亂點鴛鴦譜”。

抗戰時，她避戰亂在上海租界“孤島”認識了小兒子思杜的光華大學同學高澤明。他們曾合租過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樓房。高少爺的父親曾是東北王張作霖帳下的參謀，東北淪陷後經商，十分富有。高少爺對江冬秀說，他的姐姐高澤桂在北京結識了你的侄子江丕瑩，後一起留學日本，丕瑩經濟上得到澤桂資助，他們很有感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丕瑩隨其叔父江澤涵到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求學。“但是，我姐留在東北，人隔天涯，無通音訊，可思戀得她發痴啦！”江冬秀一聽，就快人快語地說：“那好辦，我立刻就把丕瑩叫來上海，你也叫你姐來上海。由我作伐，讓他倆結婚不就得了！”江高兩家果然都這樣做了。1941年，江丕瑩從昆明轉道香港，由海路來到上海，住在江冬秀侄女婿程冶平家，等候高小姐來滬。“他人長得頎長，面板白皙，五官清秀，唯是略顯蒼老。”程法德回憶說：“冬秀外婆還是忙於搓麻將。丕瑩孃舅就由我陪著，跑遍上海灘每一個角落。一路上總是他請客吃啦、玩啦，有時還購物，十分大方。這時我才知道他已經供職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有時還跑滇緬公路執行公務，收入不菲哩！但是為了順從他姑媽一貫的節儉作風，就委屈住在我家三樓亭子間裡，過了夏秋兩個季節。”這年冬季，高老先生帶著他的女兒高澤桂，從東北海陸兼程來到上海，乘著一輛華貴的馬車，停在天主堂街50號程家門前。高老先生不愧關東富商，高大身軀，臉色紅潤，綢面長袍外罩了厚呢大衣，頭戴水獺皮帽。他身旁的高小姐身材修長，鵝蛋臉型，五官端正，絲絨旗袍外罩件狐皮大衣，顏面濃妝豔抹，有些不僅廬山真面目了。江冬秀在程家客廳熱情接待高氏父女。高老先生當即奉上四隻木箱的嫁妝，大紅禮單上寫有狐皮統、翡翠珍珠金飾、現金存摺等彩禮，並說，“長途跋涉，又是戰時，路上有諸多不便，待小倆口成家後，我再給他們一份產業便了，尚請親家多包涵！”江冬秀笑吟吟地當下就拍定結婚的日子。她大概從自己身上獲得了教訓，老姑娘等郎君不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