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３０年代大中學校經濟狀況（1）

20世紀３０年代銀圓（或國幣）的購買力 １９２８年以後的十年內，中國的銀圓、國幣和法幣比較堅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間物價水平（受抗日戰爭影響）有輕微的上漲，但仍保持基本穩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經濟情況便於用同一的物價、幣值標準來和現在作比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實際購買力估算，1930—1936年銀圓（或國幣）１圓，約相當於今人民幣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價格計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圓左右（當時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錢，豬肉每斤２角錢，白糖每斤１角錢，食鹽每斤２—５分錢，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錢，雞蛋每斤２角錢。 又以飯店的客飯價錢作比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為５角—１圓２角錢，今日同樣的一份大約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麵條作比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錢，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郵資作比較，30年代國內郵簡3—4分錢，今日為6—8角錢，相差２０倍。 再以圖書的定價作比較，30年代一本3—5角錢的書，今日為10—20元左右，大約相差４０倍。 本章對於３０年代我國大中學校的生活狀況，分別進行考證，對於當時北平、上海兩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費）進行對比。 抗戰以前學者的教學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佈了《大學教員資格條例》２０條及《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１２級。 進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標準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規定，教授一級月薪500圓，到１９３４年增加為600圓，約合今人民幣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級月薪由３４０圓提高到400圓，約合今人民幣１２000元，等等（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乙編》所載“大學教師薪俸表”，開明書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管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年會決定，在今後５年內每年撥款２０萬圓給北京大學，作設立研究講座、聘請專任教授以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聘請胡適之擔任北大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圓；並設專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講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圓（參看《顧頡剛日記》）。 １９３１年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上任後，為招聘賢能，頒佈規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圓，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擁有一棟新住宅；講師月薪為200至300圓，教員月薪為100至200圓，助教月薪為８０至１４０圓；學校行政職員月薪為３０至100圓，工人（勤雜工）月薪９至２５圓（引自《３０年代清華大學手冊》）。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擔任教授的，北京大學有胡適、劉半農、羅常培、周作人等；清華大學有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俞平伯、楊樹達等；北京師範大學有錢玄同、黎錦熙等；燕京大學有郭紹虞、陸侃如等。著名學者常有兼職，收入更多，例如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兼職所得月收入可達上千圓，甚至１５００圓。副教授有黃節、顧頡剛等，講師有王了一、浦江清、許維橘等。在這些大學畢業後擔任助教的有吳晗、餘冠英、譚其驤、吳組緗、林庚等，他們一般也可以兼課、兼職、寫作以增加收入。 當時清華任教的職稱與別的大學不同，分為５級：教授、專任講師、講師、教員、助教。沒有副教授這一級。教授和講師一定要開課，教員和助教不開課。 國立清華大學提供給教授們的住宅是免費的。１９３３年春，清華西院住有聞一多、顧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吳有訓、楊武之（楊振寧之父）等近５０家。聞一多所住４６號“匡齋”是中式建築，共有１４間房屋。１９３５年初，聞一多、俞平伯、吳有訓、周培源、陳岱孫等教授又遷入清華新南院，這是３０棟新蓋的西式磚房，每人一棟。條件更好，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一應俱全。 北京大學的校園生活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大力改革制度和學風。第一實行“思想自由，相容幷包”，開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與“學”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從此北京大學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軍閥的社會基礎。 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長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層“紅樓”，原擬作學生宿舍，後為課堂、圖書館；此外還蓋了一些新房。 北大學生由本、預兩科３５０人擴大為１３00多人，此外還有全國各地慕名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