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突然開始鄙夷起自己，怎麼就像個被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窩囊廢。

“我和肖梅隨時歡迎你來我們家玩。不過等她回來了，除非她提出邀請，否則我是不會主動提出的，你明白嗎？”Bill　說。

他的禿腦袋在黑暗中閃著光芒，那一定都是智慧。我不知道是應該說他虛偽呢，還是應該說他在情場上的老練。我隱隱地為肖梅的婚姻感到一種不安。

我把那晚發生的事和向東說了，然後等待他的反應。他沒有用中國男人的妒忌來責備我，反倒很不解地琢磨起Bill。

他索性問我，Bill為什麼會說出那樣的話。我說：“我又不是心理學家，我不知道。不過有一點，Bill看來是個博愛主義者，你說我們應不應該該告訴肖梅，讓她小心點，這才結婚剛幾天。兔子還不吃窩邊草，老婆的朋友都不放過。”

“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還不知道肖梅那個脾氣，弄不好，她不埋怨Bill，反倒會懷疑你勾引她丈夫。加拿大人和美國人一樣，崇尚個人自由。也許Bill　就是怎麼想的怎麼說，你不同意，人家也沒有說什麼嘛。這裡不是我們的‘地盤’，我們只有小心些為好。”向東說。

一隻灰突突的大蛾子飛進了房間，從窗戶根兒撲騰到傢俱上。向東用溼毛巾撲住了蛾子，抖落到了窗外。蛾子撲騰過的地方，我都用清水擦了一遍。不知為什麼，這隻突然闖進我房間的蛾子讓我本能地感到一種噁心和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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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白天，我的黑夜（1）

我們在電話中能告訴父母的越來越少，而父母在電話裡說的事卻越來越多……

父母不會用電腦打字，怎麼教都不行，所以一直沒法使用免費的E－mail。剛來的時候，　父母放心不下我們，常常聯名給我們寫信。一封信寄到加拿大要九天，還要搭六元錢，但這畢竟是他們所熟悉和久已習慣的方式。爸爸總是信件的主筆，內容從來不脫離催人積極向上和尋求進步的主題：　既然已經到了國外，就不要老想著回家，爸爸媽媽對你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們成為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困難就是紙老虎，你強它就弱。生活中要注意團結國內來的同胞，多向外國友人學習，樹立良好的中國人形象，搞好世界人民大團結……每次看完我爸寫的信，我都感覺自己是潛伏過來的特務。

父母畢竟是愛我們的，即便遠隔萬里，他們的愛連同他們的家長權威也要跨過太平洋輻射過來。他們從來沒有出過國，卻總能從影視劇中得到無限的想像力。

寄信實在太慢，這個時代不是特別地為了某種紀念，誰還寄信呀。後來我們還是改成了打電話，　每個星期六由我們打給他們，雷打不動。

電話從剛來時一分鐘加幣的Bell長途計劃打到現在的一分鐘二分五，科學的迅猛發展的確帶來交流的方便。

有一段時間我們喜歡使用電話卡。面值十加幣的電話卡在華人店買只用加幣就可以搞定。電話卡公司提供的分鐘越來越多，我們打電話的次數就越來越多，內容卻越來越千篇一律，不斷地重複著“你好嗎？”“我很好”“你好嗎？”“我也很好”。

最恨的是正說得有興致，電話卡突然沒錢了。於是我們就一次買了十張卡。可沒過幾天，那家電話卡公司因管理差倒閉了，沒用完的八張卡全砸在了手裡。

媽媽在電話裡總是充滿了無限的關懷：“我跟你說呀，你嗓子不好，要多喝些麥冬。”她總是在電話上告訴我們怎麼拾掇魚，怎麼收拾蝦，冬天別忘了穿棉毛褲，中國大腿需要好好保護。爸爸在電話裡能從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談到個人發展的打算，捧著他的剪報向我們通報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今年GDP的增長指數，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每每聽到這裡，我就一邊附和著，一邊推說國際長途太貴，打斷他的嘮叨。“好，爸，就這樣啊，卡快用完了。”

多倫多和北京，夏天相差十二小時，冬天相差十三小時。白天，黑夜，交談在顛倒的時空中進行著。

剛來的時候，我們總是和國內的父母訴說著興奮，彙報著生活和學習的進展；和朋友介紹感受和經驗；從前的同事在電話裡透露著誰誰也走了，誰誰又回來了。時間長了，父母對我們所描述的加拿大的生活不感興趣了，他們只希望我們安全就好，他們並不關心我們去了Quebec　City（魁北克城）或是Montreal（蒙特利爾）。那些地方對他們來說太遙遠和抽像，說給他們也是對牛彈琴。朋友一個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