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北大派了。”

陳獨秀在廣州各界的演講，廣泛地涉及教育改革、軍隊改革、青年運動、工人運動、婦女解放、文化建設、人生追求以及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此時的陳獨秀，正在熱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的演講，如雷電，如狂飆，不僅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深深觸動了廣州的頑固保守勢力。於是，一場對陳獨秀的圍攻開始了。

那些仇恨陳獨秀的人首先給陳獨秀加上了一個嚇人的罪名，說他“廢德仇孝”。廣州城謠言四起，紛紛傳說陳獨秀把“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成了“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接下去又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和“共產公妻”。一時間，人身攻擊，人格侮辱，紛至沓來。守舊勢力囂張地叫喊：“我們要把陳獨秀趕出廣東。”他們還把陳獨秀的名字改為“陳獨獸”或“陳毒蠍”。

一天，陳炯明在宴會上半真半假地問陳獨秀：“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

陳獨秀大聲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獨秀對父母是十分孝順的，對子女則要求嚴格。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離開家鄉到陳獨秀所在的上海後，陳獨秀每月給兄弟倆的錢只夠維持他們的最低生活。兄弟倆白天做工，晚上自學，在艱苦的環境中磨鍊出了豪邁的氣概和過人的膽略，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領袖人物。陳延年於1927年7月的一個深夜，被國民黨在上海龍華監獄用亂刀砍死，年僅29歲。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陳喬年也在這裡受盡酷刑後，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6歲。

陳獨秀雖然受到頑固勢力的大肆攻擊，但他凜然不為所動。一面回擊，一面繼續進行教育改革。陳炯明也表示繼續支援陳獨秀。但作為全國思想界“火車頭”的陳獨秀，卻不是廣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陳獨秀到廣州，同時也把《新青年》的編輯部帶到了“看雲樓”。創刊於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國20世紀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雜誌。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就是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掀起一場改造中華民族命運的文化革新運動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胡適不滿《新青年》越來越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要求陳獨秀改變宗旨，否則就停辦，或者另辦一個哲學文學刊物。陳獨秀當然既不會改變宗旨，也不會放棄《新青年》不辦。於是，他同意胡適等人另外去辦刊物。從此，陳獨秀與胡適等實用主義者在思想上分道揚鑣，《新青年》成為更加激進的共產主義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陳獨秀還三戰區聲白，用共產主義理論駁倒了無政府主義的宣傳。

1921年1月19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作了《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指出無政府主義要求離開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絕對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頭破額裂不可”。這篇演講詞見報後，立即遭到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區聲白的反對。區聲白三次致信陳獨秀辯論，陳獨秀三次回信批駁。這六封信以《討論無政府主義》的總標題，一併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陳獨秀指出，“絕對自由”，實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它將使中國一事無成，最後仍然是一盤散沙。

好像是為了慶祝這次論戰的勝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這次論戰的同一天，在嘉興南湖的那隻畫舫上，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這隻畫舫，幾十年後，成為中國比諾亞方舟還要尊貴的聖物。

同在8月1日這一天，一份鴛鴦蝴蝶派的小報《晶報》上發表了一篇小說——《一個被強盜捉去的新文化運動者底成績》，嘲笑新文化運動者手無縛雞之力，只會打電報、發傳單，根本沒有實際改造社會的能力。這些鴛鴦蝴蝶派的才子們不知道，新文化運動者中最激進的一部分已經凝聚成一個鋼鐵般的組織，不但要去捉強盜，將來，連他們這些鴛鴦蝴蝶的風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千頭萬緒，需要黨的書記回去主持。陳獨秀遂以胃病為由，向陳炯明辭職。正在前線作戰的陳炯明真誠挽留，回電說陳獨秀“貞固有為，風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長掃除之”。陳獨秀只好請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

7、8、9三個月，正是中國的多事季節。內蒙古地震，綏遠地震，青海地